我的一片天空作文800(我的一片天空作文800字記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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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熱血少年——八佰觀后感
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我的大學
當“00后”涌入制造業一線

一、做熱血少年——八佰觀后感

作者：廣元市劍閣縣實驗學校五年級二班羅歡

雜亂的街道擁擠而喧囂，晚風輕輕拂面而來，攜著一抹月色擠入人群，又隨著我突破重圍似的鉆進影院。人們都說《八佰》驚艷，這四百多個少年值得刻印在心扉。影片改編自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講述了史稱“八百壯士”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88師524團的一個加強營，固守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阻擊日軍頑強抗戰四天四夜的故事。

放映機緩緩轉動起來，一行黑白大字赫然映入眼簾“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一群人艱難跋涉在蘆葦蕩里，這些人中有從鄉下來的青年和孩子，本來想見識大上海的繁華，被誤當成逃兵抓起來，送進四行倉庫;也有積極領餉消極上陣的老兵油子，“不幸”成了敢死隊的一員。這些本來習慣于置身事外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被迫經歷這場特殊戰役的洗禮，成為熱血寫就的“八佰”。

你看那隊伍里的少年，高高的蘆葦遮住了清晰明朗的藍天白云，卻遮不住他前方那一大片陰暗的坍倒廢墟。他們很累，卻依舊咬牙堅持不曾停下沉重腳步。燈光打在幕布上，歷史似在重演，少年們滿眼熾熱，勇往直前，臺下的我時而熱血沸騰時而唏噓不已，我的整顆心隨著劇情的起伏而綿延。蘇州河水滾滾向前，四行倉庫僅僅守衛住四天，幼稚的少年們卻在這短暫的時間里迅速成長，變得沉穩起來，他們和其他戰士一起并肩走過生死界線。

影院中，人們紅了眼眶：槍支彈藥，血肉橫飛，戰爭的慘烈毫不掩飾地在眼前流露著，戰火連天的歲月里，中國軍人從不畏懼犧牲，他們怨恨著也緊握槍支，即使前路茫茫，依舊奮不顧身，為中國奪回尊嚴，為人民搶回光明。

錄像戛然而止，我的內心卻久久不能平復，年僅二十一歲的陳樹生說:“舍生取義，兒所愿也”。領軍人物謝晉元留下的豪言壯志也感人至深:“我們是中國軍人，寧愿戰死在閘北這塊領土之內，也絕不放棄殺敵的責任?！彼麄兯懒?，但死后的他們就像夜空中閃閃發光的明星，他們的精神連同他們做過的事說過的話一起變得熠熠生輝。

若不曾到達上海，不曾見過奔流不息的蘇州河，不曾見過千瘡百孔的西墻，不曾見過豎立著“晉元路”路標的車水長道。也請你一定要去一次北京，站在舉世聞名的天安門城樓下，迎著初升的旭日，一定會看到:手里有槍，眼里有光，剛強有力,意氣昂揚的中國軍人們，在威武雄壯的國歌聲中整齊有力地將我們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舉目望去，這是一片再沒有蘆葦遮蔽、再沒有炮彈轟炸的屬于我們中國人民的廣袤藍天。你會發覺，我們的祖國真的強大了！

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的少年要有“熱氣”，的確，我們是少年，正處于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我們的肩應擔得起草長鶯飛和清風明月，我們的心更應該裝得下家國千秋和責任使命！不負韶華，吾輩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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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新華社西寧12月26日電 題：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新華社記者王大千

沒留下一句遺言，朱治國走得突然。2022年6月11日，禮拜六上午，準備去加班的他還沒走到門口，一陣心絞痛襲來。他扶墻跌倒，正在通話中的手機滑出手心，腋下的公文包也掉下來，文件材料散落一地。

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朱治國（左二）赴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抗災救災一線慰問黨員干部群眾（2019年2月攝）。新華社發

這是青海西寧最好的季節，43歲的朱治國卻在母親和兒子的哭聲中撒手訣別。

親友流著淚將他和妻子屈敏的遺像擺在一起；微信上，人們點開紅框帶黨徽的水墨青竹頭像，留言“一路走好”，用蠟燭、祈禱、流淚的表情表達哀思；與朱治國有過聯系的人，截屏保留通話記錄和短信里的只言片語，借以憑吊；農村牧區許多基層干部紅了眼眶連連搖頭，不愿接受再也不見的噩耗。

22年工齡，25年黨齡，去世時，朱治國的職務是青海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省委兩新工委書記。

人們回憶他，個頭不高，走路帶風，天生一張娃娃臉，誰看到都感到很親切。

選擇：把根深深扎入基層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處青藏高原北部，南通西藏，西出新疆，是甘青新藏四省區交匯的中心地帶，地廣人稀，氣候寒旱。

朱治國出生在海西州都蘭縣，第一個工作崗位是海西州格爾木市郭勒木德鄉（現郭勒木德鎮）政府科員。

21歲的優秀大學畢業生，沒有留戀城市，通過考錄后服從組織分配，到距離西寧市800公里以外的戈壁鄉鎮工作。風沙大，交通不便，吃住條件艱苦，對城里來的大學生是不小的考驗。但當時的領導和同事對朱治國一致評價：不挑活兒，入戶填表、農田調研、寫簡報、接待群眾，每天“兩眼一睜，忙到熄燈”，毫無怨言。

有很多同學不理解。師兄趙超知道，朱治國愛家鄉愛工作，他是打心眼里愿意這么做。

大學時朱治國就學習好，有定力，參加辯論賽等活動總拿獎，幫同學打水、借書、輔導作業，課堂筆記更是全班傳抄的“樣板”。雖積極做事，生活卻簡樸，常穿一件深色運動外套，家在西寧也常和同學一起吃食堂，住集體宿舍。

“相處久了才懂得，是優良家風熏陶了他?！壁w超說，畢業后去了他家里才知道，他母親為了照顧癱瘓的奶奶提前退休回西寧，守在家里洗尿布好幾年。

了解朱治國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心里藏著感恩的人。年少時父親工作在外，母親帶著他和姐姐得到過不少周圍人的照顧。一工作就跟農民和鄉村干部打交道，他深知基層不易。因此，始終以忠誠干凈擔當的人民公仆標準要求自己。

最初的歷練映照最后的堅守。朱治國一直全身心撲在事業上，他歷任格爾木市委組織部科員、郭勒木德鄉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青海省委組織部辦公室主任、組織處處長、部務委員、副部長兼省委兩新工委書記等職務，在每個崗位都立足實際，擔當務實。

一張被標記了很多村名的地圖見證了朱治國“到基層去，多走多聽”的承諾。同事們說，他立志走完青海所有的村莊。從基層黨建考核到干部考察，從村“兩委”報酬調整調研到村集體經濟“破零”工程，從基層換屆選舉到黨員教育培訓，只要下鄉，他都翻出地圖勾畫標記，“全省4149個村莊，已走完一大半”。

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朱治國（左）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慰問生活困難黨員（2019年1月攝）。新華社發

實干：讓村、社區干部有干頭、有盼頭

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措周鄉俄什加村黨支部書記索南才讓最近很自豪的事，是即將通過論文答辯取得本科學歷。44歲的他出生在偏遠牧區村落，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雖靠吃苦奮斗成為致富帶頭人，但文化水平低成為他學習新技術的“攔路虎”。

在青海省廣闊的農村牧區，讓成百上千像索南才讓這樣的村“兩委”干部邁進校門、獲得學歷，成為有文化懂技術的帶頭人，是朱治國心心念念的“大事”。

常年研究基層黨建，又分管黨員教育，朱治國發現，青海4149個村多名“兩委”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12%，工作中“有想法、沒辦法”“有力氣、沒技術”的問題普遍存在，成為制約鄉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為此，朱治國展開深入調研，聯合青海開放大學、市州電大骨干教學力量赴湖南“取經”，科學規劃專業和課程，還制定激勵報名的有效辦法。他說，鄉村振興，基層班子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不到三個月，系列方案和辦學規劃上報省委。2019年秋天，青?！包h支部書記能力提升工程”“村（社區）干部學歷素質提升工程”創新實施。

為鼓勵報名，青海規定村和社區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學費由州市縣區組織部承擔80%，學員個人承擔20%，畢業后頒發國家開放大學畢業證。

不到三年，青海培訓基層干部35.29萬人次，3000余名村（社區）干部參加學歷教育。此項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鑒。

在青海開放大學，農牧民學員們說得最多的，除了學習和學歷，還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間連續兩次提高村、社區干部年度報酬。

這是朱治國在擔任組織二處處長期間重點推進的一項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層反映待遇低嚴重影響脫貧發展和組織建設的情況，朱治國馬上帶隊開展深度調研。

現任組織二處處長蘇延虎對其中過程再熟悉不過。他說，本著“再難也要把事情辦好”的勁頭，朱治國組織大家迅速分組下鄉，寒冬缺氧季驅車幾千公里來往于數百個村社察實情、聽心聲。

“有一次，下大雪，車出了故障，治國部長裹著軍大衣徒步進村，聞訊趕來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腳淺一腳往前走，部長幾次開口說話都被風噎住了，他嘴唇發紫，眉毛眼鏡上都是霜，但雙手卻跟村干部的手緊緊握在一起……”蘇延虎說。

親歷了基層干部腿跑斷、嘴磨破，卻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實情，回來后，朱治國連日加班，牽頭寫報告、擬方案，經部里上報，再到省財政廳、發改委等部門溝通，僅僅兩個多月，青海省村干部報酬調整方案出爐并實施。

這項工作也獲得中組部肯定，青海的基層干部報酬在西北五省區名列前茅。

適逢全省村“兩委”換屆，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帶頭人，有力支持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參與這項工作的年輕干部王克棟說，“不少村干部找來說感謝的話，朱部長難得一笑，說該感謝組織，還說看你們得實惠，比我自己漲工資還高興”。

擔當：思路清晰敢拍板，讓人踏實

“這么好的人，說走就走，總說要請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沒機會了?！闭f起去世的朱治國，陶北村黨總支書記陳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寧市城北區的鄉村振興示范村。幾年時間帶著村民完成老村拆遷、發展蔬菜種植和多種經營的陳俊良，自認有幾根硬骨頭，卻在幾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藥都睡不著”的艱難時刻。

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朱治國（左一）慰問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務鎮青年路社區干部（2022年1月攝）。新華社發

2017年，村集體決定成立企業，貸款建設鄉村旅游小鎮，到2018年，已投資6000萬元的項目卻陷入“大棚房”問題專項清理的爭議，停滯不前。

村“兩委”幾番溝通無果，股東喪失信心，村集體經濟眼看就要被拖垮，陳俊良也開始自我懷疑，甚至動了辭職做生意還債的心思。

“聽了治國部長的話，我的心才踏實了?！标惪×歼@輩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話，“聽完情況，他邊研究相關政策邊跟我討論，反復確認項目手續齊全、施工合規，然后堅定地說‘你走的路是對的’，還教我下一步如何具體操作?！?/p>

兩個禮拜后，審核通過，項目繼續推進。撥通朱治國電話，陳俊良再次聽到堅定的聲音：“書記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帶人來學習?！?/p>

“這以后，陶北村加強村級陣地建設、創建‘紅色物業’、落實‘三鄉工程’，該怎么干，我都先聽他講一講?！标惪×颊f，旅游項目投運三年多累計營收約1500萬元，解決本村及周邊村鎮200人就業；爭取村集體經濟“破零”工程資金成立的“紅色物業”公司，繼續消化剩余勞動力，近兩年盈利50萬元，還給村民分了紅。

“對很多基層干部來說，吃苦是不怕的，怕的是困惑時找不到一個明確答案?！蔽鲗幨形M織部副部長王生龍多年在基層，他懂老陳書記為啥對朱治國這么信任和依賴，“行還是不行、干應該怎么干都能痛快給句話。黨支部書記們都認這樣有辦法、敢拍板的領導干部?！?/p>

愿當基石，朱治國辦公室的燈總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思辨性的報告、系統性的規劃，綜合性強的文稿，有他兜底，大家都把心放下來；

善當伯樂，朱治國把知人識人的點滴隨時記錄，他推薦干部，除了現實評價，還會以“如果”開頭將優缺點放在崗位需求中做客觀長期的考量，每次考察，全組都信服他的意見；

做好操盤手，近幾年青海省黨內集中教育工作，朱治國都參與謀劃把關，經他親手編發的重頭文件多達上百個，編發的簡報五百多期，審核修改各部門單位、干部對照檢查材料數千份。很多同志說：“不同專班成員輪換，只有‘鐵打’的老朱一直在，他在，上下都放心?！?/p>

嚴守：為人干凈，做事才能坦蕩

朱治國在組織部門工作多年，手中的權力，一塵不染。

2004年底從格爾木市調到省委組織部工作，妻子屈敏還在格爾木的電視臺當播音員兼記者。異地兩年，他沒為妻子調動找過一個人。

姐姐朱治華回憶，屈敏熱愛新聞工作卻一直沒等到省里媒體招考的機會，為了團聚，只能多次參加西寧市、青海省的公務員考試。格爾木到西寧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著大肚子坐車十幾個小時去面試，朱治國能做的，只有偶爾請假去車站接送一下。

2006年，屈敏考入西寧市人社局。搬家時，朱治國不愿多請假，不想麻煩別人，還在哺乳期的屈敏整理打包東西、辦理離職手續，實在顧不過來，只能把孩子暫時交給也在產假中的姐姐照顧。

屈敏2013年查出癌癥，朱治國把新房低價賣了去給妻子看病，沒向身邊人開口借錢。

姐姐1996年參加工作至今一直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工作，沒敢跟他提過一句想調到西寧市的話。

姑姑家的表哥馬建立是一名廳級干部，他說，“治國約定的，在家稱兄弟，外面稱職務。自家人最清楚，他，絕不會在公家事上多說一個字?！?/p>

做朱治國的朋友也要“清心寡欲”。

約了趙超聊聊天，他卻常常中途失約，“又來了急活兒，我先走”。

一起吃飯，都約在家里或小館子，兩家妻兒參加的聚會，朱治國要求絕不許帶“一個外人”。

多年來，趙超從社區街道一步步干到西寧市生態環境局局長，在街道工作超過了10年，從沒指望朱治國能在個人發展方面給一丁點“幫助”。

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這是朱治國生前使用過的筆記本（2022年9月9日攝）。新華社記者李占軼攝

“老有人故意激我，你和老朱到底是不是師兄弟啊，怎么約他吃個飯你都約不出來？”

朱治國沒讓親友們“沾”自己一點“光”，對部里的干部也是又嚴又細。干部三處張蕾11年前遴選到省委組織部，第一位領導就是朱治國?！皩懖牧?，十次有九次被當面指出邏輯、標點甚至錯別字等問題”，張蕾倍感受挫想打退堂鼓，“發現我壓力大，他來聊天安慰，還推薦電影《當幸福來敲門》鼓勵，嚴管又有溫度，我打心底里服氣他?！?/p>

朱治國在干部工作中最見不得“小人”。當面恭維的，打政策擦邊球的，提著禮物、揣著信封來跑待遇跑項目的，背后傳播小道消息的，在他這里都走不通。常跟著他下鄉的年輕人都知道，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車上放東西，他上車前都要檢查，當面打開，退回去。

正是這種“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國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風正氣，他帶出來的干部，都敢說真話，知道勁兒往哪兒使。

告別：道是無情情更濃

朱治國加班連軸轉，前些年常睡辦公室，一米寬的行軍床，睡壞了四張。

近幾年，妻子屈敏的病越來越重，母親楊熙茹的身體每況愈下，兒子朱軼凡從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點前能忙完，朱治國也要往家趕，每天回來看一眼才能安心。

已經71歲的母親從沒跟兒子提起，他晚歸的夜里，她總是睡不踏實，半夜走出臥室看門口是拖鞋還是皮鞋，如果是皮鞋，那就是他回來了，她回頭還能睡一會兒。

母親、妻子、姐姐都習慣了朱治國太忙不接電話、不回信息，除非是急事大事，一般不打擾他工作。

低調、內斂，關心都在行動上，多少深愛都放心里，這是朱治國全家的相處方式。

母親說，養了個好兒子，娶了個好媳婦，婆媳比母女還親，兒子兒媳感情特別好。

好景不長在。2013年屈敏確診肺癌，朱治國傾盡所有帶著妻子到處看病。他先是搜集醫學書籍、論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個專家，在他的照顧下，屈敏與病魔抗爭了8年，成為小有名氣的“抗癌使者”。

去年9月，朱治國有幸到北京參加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不到一個月，屈敏病情加重，他放棄學習機會回到西寧，白天上班，晚上在醫院陪護。

一名組織部長的生命答卷——追記青海省委組織部原副部長朱治國

朱治國照顧生病的妻子（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春節前，怕影響醫護人員放假，朱治國把腫瘤轉移腦部、雙眼失明的屈敏接回家照顧，吃飯把碗筷放在她手里，上廁所拉著手送到馬桶邊，還學會了打針。

回想這8年的朱治國，好多人感動落淚。他省吃儉用，網上買一件衣服穿好久，買四五百元一片的進口藥卻眼都不眨；他一有空回家就打掃、做飯，自己能多干一點絕不讓母親和妻子辛苦一下；姐姐朱治華至今不敢打開手機里最后一張全家福?！芭南逻@張照片后第三天，屈敏又住院了。那是年初五，治國終于撐不住，打電話問，姐姐能不能到醫院看護兩天?！?/p>

心疼弟弟，朱治華泣不成聲：“即使我在，他一夜也睡不了兩個小時，屈敏神志不清，只一遍遍叫朱治國?！?/p>

妻子屈敏因病去世四個月后，6月11日，朱治國也溘然而逝。朱治國發病時，母親楊熙茹去攙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告別儀式后，從殯儀館被直接送去了醫院。身患高血壓、糖尿病等七八種慢性病，一天吃藥好幾把，藥物副作用疊加，她經常從短暫的睡眠中驚醒。

“夢到治國了，他還在加班，盒飯太難吃，他胃疼喊媽媽……”楊熙茹流淚自語，朱治華忍不住抱著母親痛哭。

16歲的朱軼凡幫奶奶和姑姑擦眼淚，他聲音顫抖，忍著哭回憶了爸爸最后的時光：20多天緊張籌備會議，吃住都在辦公室和會場；緊接著加班準備資料，帶專家去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樹調研；回西寧后提著行李箱直接回辦公室投入工作，去世前一夜忙到凌晨兩點半才回家……

“那天是周六，上午九點多，爸爸起來后沒急著去加班，我看籃球賽，他還陪我坐了一會兒?！敝燧W凡說，那天，最喜歡的球星拼盡全力得了43分，爸爸燃盡生命，永遠停在了43歲……

6月12日，朱軼凡扶著奶奶迎接吊唁的人。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絡繹不絕。許多人情難自抑，淚如雨下。

那是一場特殊的告別儀式。

朱軼凡說，遵從爸爸送別媽媽的要求，家中設鮮花靈堂，不收花圈，不燒紙，不隨禮金。

三、我的大學

我的大學

我的大學

上卷：那一年我中了“進士”

那個悲傷的背影

我十八歲高中畢業那年，正是上個世紀的1960年。那個年代高中畢業生不多，大學生更不像當今這樣比比皆是。那時，只要高中畢業，就要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了。有一種說法，考上了高中就相當于中了科舉時代的“舉人”，考上了大學則是中了“進士”?？梢姶髮W教育在那時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學，在當時是青年人步入仕途的進身之階，是許多人羨慕的遠大前程的起點。我的父母鼓勵我努力讀書，家庭經濟困難到柴米大非易事的時候也不遺余力。母親支持我從小學讀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學，當然是希望我長大后有出息。

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這樣在求學中渡過的。

在我的求學生涯中，我真正讀得踏實的只有初中三年，即1954——1957年。那幾年老師的政治待遇和工資待遇都很不錯，市場供應豐裕，老師專心專意教書，學生一門心思讀書，學校教學質量很高。當時我看到的政治運動只有反右派斗爭。但對學生影響不大，因為我讀初三下學期的時候，才在學校開展這個傷害知識分子的運動。對象只在老師中。當時有不少有真才實學的老師被劃為右派分子。其時國家已實行了勞動教養制度。毛主席他老人家說，“把那些右派分子也搞去勞教”（引自《炎黃春秋》2013/5《“勞教問題”出臺前后》），于是這些右派老師們有不少就從校園被驅逐到勞改隊，只有極少數留下。當然中學的教學質量跟著就受損了。

我的高中三個學年實際上只上了不到兩年的課。一半時間浪費在1958年的大煉鋼鐵和勤工儉學上?！按筌S進”使我們那一代學生沒有完成國家的教學計劃。高考時又提前分科上課，導致了知識上的偏廢和基礎知識的欠缺，加上優質老師的流失，相對前幾屆的高中生，我們在知識上比他們貧乏。但“大躍進”卻給予了我們這一屆每個高中畢業生升入大學的機會。如果要比錄取率，我可以斗膽地說，我們那一屆（1960屆）是建國以來迄今最高的，幾乎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錄取率。為什么呢？因為當時在“大躍進”的狂熱運動中，各行各業都有自已的躍進指標，人們的理想追求就是“雞毛也要上天”，不能想的敢想，不能做的敢做。這一年高校招生名額顯著增加，躍進了一大步，新建的高校亦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一些中專辦大專、本科，一些行業辦學院，如當時就有《湖南煤炭學院》、《湖南地質學院》、《湖南交通學院》《湘潭大學》……這就使得大學招生人數遠遠超過了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為了不留缺口，最后只得動員歷屆落榜的高中生，以及在職工人干部參加高考。從我們后來升大學的去向來看，凡家庭出身好的都能進一般大學或重點大學，出身差一些的，也能進一所“戴帽子”的“躍進牌”大學。如上面所舉的《湖南煤炭學院》等等。

1960年我被錄取到《湖南財貿學院》第一個本科班。也算是中了“進士”。

這個錄取我的《湖南財貿學院》也是一所“躍進牌”大學，我們高考填寫自愿時，就沒有在招生廣告上看到過它。這所大學的籌辦時間大概只有短短的十幾天。我被它錄取仿佛是一個突發性的事件。

這些躍進牌的大學，雖是“雞毛上了天”但最后還是落地了。到了1962年因“大躍進”等問題而使國家經濟陷入嚴重困境時，這些院校便下馬。惟獨湖南財貿學院在經濟蕭條中幸運地保留下來了。

高中畢業生的類：A、B、C、D

經過1957年反右派運動后，當時參加高考首要一事便是政審。政審的第一關便是家庭成份。當時學校按畢業學生的家庭成份秘密地將我們分為ABCD四類。A類是家庭成份很好的同學，相應于“文革”中的紅五類；B類是次好的，或是社會關系有一般問題的；C類大都家庭出身不好，如地富子弟，或是社會關系有嚴重問題的；D類則是不但出身很不好，而且社會關系也極壞。高中畢業時，學校就根據這種分類，讓A類學生進入重點院校；B類則錄取一般院校；C類則只能錄取在其他大專一類院校；D類則不予錄取。

舉例來說，我高中所在班當時有一位叫做邱大倫的同學，家里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但成績卻十分優秀。公社化時，學校宣布進入共產主義，因此吃飯不要錢，由原來的缽子飯改為大鍋飯。邱同學飯量大，他每餐吃飯都要吃三大碗，吃完飯后他高興地大聲說：“共產主義真好！”誰知幾天后，大鍋飯又改成了缽子飯，學校領導在開會宣布取消大鍋飯時嚴肅地說，“有的人對總路線、對大躍進、對人民公社、對黨不滿，每次都要吃三大碗，想把共產主義吃掉…..”1960年7月我們高中畢業，高考后同學們都先后接到了通知書，而邱同學卻沒有任何消息，后來才知道，他政審時已被列為D類。

我當時的家庭成份是“城市貧民”，簡稱“市貧”。雖然我的父親、母親都曾在國民黨軍隊供過職——我的母親是一個上尉司藥官，我的父親是一個少校軍醫——但他們都在內戰爆發前即抗日戰爭結束時退役。父母雙雙回到母親的家鄉，在一個離城十多里外的一個小鎮開了一家診所。

父母親買不起房地產，住的是當地一個惡霸地主的出租屋，年租十二石大米，這在當時算是很昂貴的了。房子很簡陋，一進三間。前面做店鋪門面，中屋是住房，后屋狹小只能做廚房。父親在鋪面的橫間壁上掛了一塊白帷幕，上繡了一個頗醒目的紅色十字架。就算是裝修了。診所取名《益民診所》，為小鎮上的附近農民看病。益民診所藥品不多，那個收藏藥品的寶籠只有一個小書柜那么大，資本不過塊把銀洋的規模。后來父親因營養不良和勞累得了肺病，小妹出生后不到一個月父親便去世了。當時是1950年，常德剛解放不到半年。我們家境困頓生活悲涼，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幼兒三人，全靠母親一人支撐養活。這樣的窮困景況，盡管父母親在國軍中任過職，但由于是在解放前五年的事，根據政策，我家在土改中還是被劃為“城市貧民”?！笆胸殹笔且粋€相當于貧農的成份。

文學夢被粉碎

高考時我報的是文科，填的第一志愿是湖南大學中文系，然后便是湖南師范學院外語系。第三志愿大概是長沙師專。當時文科學生多數是讀師范院校。我選擇學文，令我的數學老師十分遺憾，因為他覺得學習數理更加合適。而我不聽勸告，因我從初中起便熱愛文學，天真地想做一個文學家。

高考的題目這一年特別容易。如果給現在的應廟高中生去做，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人人可考滿分。結束高考后，我問班主任老師，我能考上湖南師范學院嗎？他十分肯定的告訴我：“你只要考分上得去，一定可以考上?！卑嘀魅握f這話是有把握的。因為我的出身較好，在校表現也不差。我自覺高考成績過得去，我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耐心地等待著好消息。母親不要我去做工積攢學費，我每天在家里休閑，和街上的同學游泳，拉琴，日子過得十分愜意。有時一想到我意中的學校和專業——文學系在等待著我，年輕的生命似張開了理想的雙翼，鼓起了憧憬的風帆。

但是我的理想最終落空了。我得到的錄取通知書是一個印著《湖南財貿干部學?！返男藕?。拆開信封后，通知上寫著一所我從沒聽說過的學校和專業：《湖南財貿學院》銀行信貸專業、本科。

這個專業如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或現在，對一個高考學子來講絕不會是一個惡耗。甚至還會是一個特大喜訊。試看今日財經院校的高門檻和考生趨之若鶩的現狀，便不難理解。但對于當時的我來講，無異當頭澆了一盆冷水！讓我徹底失望。我幾乎拒絕去這個學院學習。我從小便有一種天生的清高和偏執性的狂熱。文學，是一個擁抱過我，讓一個少年時就愛戀的老妖婆！她用咒語把我這個少男處子蠱惑了！讓我獨鐘于她而熱情高漲，卻又從心眼里看不起其他特別是從事財貿工作的人，簡單地認為那不過是打打算盤，摸摸秤桿子的平凡事，我心目中只有老舍、艾青、托爾斯泰等文學偶象。

我認為當下的我便是巴金小說《家》中的覺民那樣的青年，我的理想、志愿這樣的終身大事全被“國家分配”了。我對文學的追求和興趣，我的幼稚、無知，全然沒有讓我珍惜這個難得的學習機遇。失意和怏怏不樂籠罩著我的身心。我認為我的理想破滅了！但我又不得不面對這個現實。

現在看起來，我當時多么無知。因為當一個工程師、當一個會計師比做一個文學家容易多了。歷史上多少人因以搞文學為業而窮困潦倒了一輩子。杜甫可謂詩圣，可是在有生之年連一碗飯也討不到，過的是“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日子，直到死后七百年其詩歌成就才浮出詩壇。更現實的是，當時黨和國家看重知識分子，但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他們能為社會主義建設直接增專添瓦，而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呢，滿腦子的“封、資、修”，需要長期與工農兵結合。接受改造。

進入湖南財貿學院對我來說雖是一件失意的事，但對于母親，卻是欣慰。因為我大學本科畢業后就是一名行政二十二級國家干部了，待我畢業以后我們家的生活困境有望改善。

我還是去了長沙

我抱著去長沙看一看的目的進了這所學院。

臨走時我的外公給我買了個小木箱，我用一根用了多年的竹扁擔，一頭掛著這個盛裝著換洗衣物小木箱，一頭掛著鋪蓋卷兒登上了去長沙的輪船，我將去到一個我陌生的城市和學校。

那時從常德到長沙，如乘汽車要五個多小時，車票貴，只好乘輪船。坐船時間長，要一天一夜。夜晚，船在浩淼的湖水中款款前行，我第一次獨自出遠門，一種離愁仿佛夜色從四面圍合過來，我寫了一首詩，紀錄了我的第一次負篋他鄉的心情：

一步一回頭，上了船還依依揮手，

一聲響徹夜空的汽笛長鳴，

把江岸上的萬家燈火

從船窗上緩緩推走……

遠了，更遠了，只有天上的園月，

緊隨著遠航的行舟。

飲一掬盛滿江月的青青水汁，

讓故鄉的溫馨緊貼心頭！

哦，我的鄉愁，我的默祝，

那輪機絮絮不倦的嘴唇，

似在代我向母親溫溫傾吐……

1960年9月6日清晨我到了長沙。在秋天的濃霧中過了湘江，經榮灣鎮沿著一條公路走了約半個小時，到了石佳沖?？爝M入校區的時候，一件終身難忘的意外發生了：我肩上的那根扁擔發出一聲脆響，立馬斷為兩截。我心中感到一種莫名的驚駭和恐懼。我只得一手提著鋪蓋一手提著箱子狼狽地向財貿學院的報導處走去。

這確是一個兇兆。冥冥中不知是早逝的父親還是那路神靈在啟示我，那個扁擔的“擔”一下幻化成斷送的“斷”，“擔送”——“斷送”，這兩個不祥的文字在我眼前此起彼滅地出現著，一種強烈的驚悸和恐懼向身上撲來。我自言自語地喃喃發問，將會栽倒在這個地方嗎？可是我是一個冥頑不靈的人，那種朦朧的預感并未止住我的腳步，我成了這所大學第一屆的一名學生。

財院初步印象

到了財貿學院后，我才知道這還真是一個戴帽子的躍進牌大學：帽子戴在“財貿干?！钡哪X殼上。因為它是在一所干校上基礎上“躍進”出來的，沒有教授、講師，不具備學術、文化精神的高校傳統。在辦學結構上簡直是一缸大雜燴，有濫竽充數的小中專，有從基層來的短訓班，還有兩年的大專班，學生素質魚龍混雜。學校的教師隊伍干部風氣很濃，籠罩著窒息的機關氣息。與山那邊的湖南大學等正規高校相比，這所學校沒有絲毫高校的資質。

我們這個新招收的本科班，雖只有四十多人，卻有貿易經濟、糧油倉儲、銀行信貸等四、五個專業，可笑而匪夷所思。和我不一樣，我們班有些同學很能適應這種環境，因為他們知道畢業后就是二十二級行政干部，準副科級，比那些在基層混了好多年的財貿干部，還是二十三級、二十四級以下的辦事員強多了，因此很安心學習并頗有優越感。讀中學時我所向往的是成為一名作家、科學家、工程師，覺得那才是崇高光榮，而對這些所謂“級別”幾乎一無所知，對此也不關心，甚至覺得有些庸俗。

學院當局對我們的管理，也和其它高校不同，配備的輔導員都是些行政干部，那些被我們稱謂為“張科長”“石主任”的老師，大都不是知識分子出身，有時你必須聽他們官腔味十足的說教。這個學校當時的住宿條件卻因是干部學校，明顯優于其它高校：我們4到6人一間宿舍，木地板，單人床，一人一張辦公桌。那些家俱用具有的印著“糧食干?！?，有的印著“行政學院”各類字樣，可以看出湖南財貿學院的前身和嬗變。

我們的院長兼黨委書記名叫雷震宇，一個很響亮的名字。原某省糧食廳長。河北人，南下干部。文革中曾被曬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擔任過國民黨區黨部書記。他只讀過幾年私塾。其夫人張炳華，一個家庭婦女式的一般干部。門牙微微向外露出，看上去人本分，她粗識文字，專門負責管理我們。我們剛入校的那陣子，她經常下班了解我們這個班的思想情況。她了解到不少同學認為這不是一所正規大學，不安心在這里讀書。

有一次她到我們宿舍探視，有同學問起雷院長的學歷，她很坦率地說，雷不是大學生，但讀過多年舊學。解放后先后擔任過糧食廳長，有長期從事干部培訓工作的經驗，一直在行政學院、糧食干校擔任領導。他還介紹說，雷院長革命、教育經歷豐富。文化水平也很高，讀過很多古書。說話中她有意把“他”字讀成古音“歌”韻。

我在財院讀書幾年，只聽過這位院長幾次報告。當時對我來說，他就像珠峰一樣，云遮霧罩，很神秘，高不可及。

我們那個班

我們班只有有四十三人。來自湖南省的各個縣市。開學后我們的第一次活動便是在團支部主持下舉行班會，分組討論，發言時每個人都先做自我介紹。那次班會有幾個同學給我的印象特深。

臨時班長大章。常德縣黃土店人，三十多歲，是被動員參加高考的農村干部。他頭發散亂，臉上有皺巴巴的褶，開會時的坐相不大好，跣著一條赤腳板，踩在椅子的坐板上，抽著用廢紙卷成的煙。他像說別人的事一樣說自已的經歷：

“…..我受過留團察看的處分，因為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搞腐化…..”

那個時代使用的“腐化”是指男女關系錯誤。是資產階級分子的丑惡行為。對亂搞男女關系情節嚴重的，一般都由工作單位或街道組織報送政府后送去勞動教養二到三年，不像現在這樣人性地看問題，不把男女關系問題當一種罪惡。周說得很坦率。因為他的留團察看處分高考前就解除了。這種坦率表明他誠懇地認識和改正錯誤，過去的事已如昨日死。他說完了又抽煙。

在發言中，有一個女同學楊細媛也留給我至今不滅的記記憶。楊細媛戴一副不淺的近視鏡，剪短發，額很寬，是一個疏于打扮自已的女子，比一般女生多了些思想，少了些女生的文靜與蘊藉。她的字寫得極為潦草，在第一個學期結束時，她的幾份考卷都使老師無法辨認，以至于不得不把她請去說清楚，但她的考分每門都是優秀。楊還有一本日記至今保存在我的書柜里，那些字我直到現在無法認識。她在發言中說她報考的不是經濟類，今天被錄取到財院，真是出人意料，以后慢慢建立對所學專業的興趣。

劉高焯。湖南衡陽人，個子不高，臨時班干部，比我年紀大，顯得老練、成熟，在中學就當過團支部書記。很會講馬列主義。在講當前政治形勢時，熱情歌頌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講話的時侯，指手畫腳。

班長周是我們這次班會的主持。這會一直開到第七節課，已是吃晚鈑的時候。他在散會前還嚴肅地說，請團支書“做指示”。而這個團支書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接受了“作指示”這三個官埸話語中分量極重的語詞，神態嚴肅地講了話。這個同學似是超越一般同學的學生領導。

隨著時間久遠，記憶中，時光把最初銘刻在我心鏡上的這幾個人風化得只留了這一點點特征。

周大章這個當時看來平庸的人，上個世紀國家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后，在一個很有名氣的卷煙廠擔任了審計處長，我曾去看過他一次。

楊細媛畢業后的遭遇很不好，她因愛慕同班任藹堂同學的詩作，畢業時受到整肅，分配到湘潭市一個電器廠當會計，文革中受到批判郁郁夭折。當我在財院同學錄看到她的名字時，已經被黑框了，我深為可惜。

劉高焯在北京的一個什么管理學院擔任系主任，80年代我為一家財經雜志撰寫文章時，曾見過他也在這本專業刊物上發表的文章。

而團支書則在北方的一個部級國有企業擔任財務處處長、總會計師。

我們這個班的同學因為有了當時財貿學院授予我們的學歷包裝，到上個世紀改革開放時除極個別外，都混得有頭有臉，不是會計師就是財會長、教授…就像上面提到的那兩位，定位在社會坐標的亮點上。他們中的多數人沒有人生的大起伏，活得很順暢，平穩和滋潤。

和六十年代的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我的這些同學把自已的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曾扛起了國家一個時代賦與的擔當。

我們那個班到校人數為43人，到畢業時正常畢業人數只有37人。有兩人不滿學校辦學狀況想盡辦法中途退學，一人在財院開學時望了一眼就走了。畢業時有兩人被劃為反革命份子送公安勞教，有四人被定為“反動學生”，其中兩人送國營農場勞教，一人留校勞動考察。一人戴帽參加工作。

順便說一句，七十年代末，這六人遭遇各不相同，除一人在“文革”中被槍斃，其余全部平反，成為教授，公務員或是高級會計師、算是成了“正果”。

這幾十個人能夠學習一堂，共渡四年，也算是一種緣分，老百姓說“同船過渡八百年所修”，那么我們這一群青年的緣就不知修了多少刼。但后來在1964年《清理反動學生》的政治運動中，在系總支的指揮下，一些人對另外一些人發起了猛烈的批斗，上面那幾位同學跌入了苦難的深淵，多年不見天日。

任藹堂同學

這些同學中對我影響最深最大的便是姓任的長沙同學，任個子不高，一幅高度近視眼鏡在寬廣的前額下閃著深邃的光。任既任性又膽小怕事，會讀書。他是我人生經歷中的一個起了重要影響的人。

我與任是在課堂上互相了解的。記得有次上化學課，一位高級工程師在課堂上為我們講授著波爾電子云理論，我與任藹堂坐在一排。任藹堂當時面目黎黑，沉默寡言，仿佛揹著好重的思想包袱。聽了一會兒課，我們便在一張練習冊的紙上筆聊起來。筆聊中我了解到他也是“包辦”到這所學校的，他原來報的中文，有志于文學，后來被財貿學錄取改學“貿易經濟”。和我一樣，十分勉強。對所學的專業毫無興趣。對這所學院不尊重學生的自愿強行錄取的做法的大為不滿，對學校的現狀心存危機感、壓抑感，打算退學。因而我們同病相憐，又“臭味”相投，后來便交從較多。

多年后他平反重返湖南財貿學院，艱苦著述，熬成一個白發蒼蒼的大學教授，曾參職省政協委員。我們不但同學四年，還在常德國營西洞庭農場一齊勞動三年，后來又一齊下放當知青七年?？梢哉f我們是幾度“同窗”。

1960年的國慶

這個日子是我生命中一個有深度的日子。一段艱苦歲月突然從天而降，因此我能牢牢地記住它。這個艱苦的印跡劃得很長很長，有兩年，像一條裝滿了苦水的溝。

從這一天開始，饑餓像溫疫一樣蔓延開來?！按筌S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這三個被官方宣揚成“三面紅旗”的法寶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黯然失色。

那一天上午長沙市高校的學生都集中在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廣場上舉行集會慶?；顒?。廣場上紅旗招展，廣播里傳送著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實況，學生們都穿著上白下青的盛裝，湖南大學學生的基干民兵英姿颯爽地持槍擔任著警衛。集會結束后，我們觀看了廣場上的文體表演。到下時分，天空刮起了寒冷的秋風，風從岳麓山上壓下來，掃蕩著廣場，讓人強烈感到了衣衫的單薄。于是我們便三五成群地回到學校，這時還不到吃晚飯的時間。饑腸轆轆的感覺十分明顯。我和幾個同學走到石佳沖那家飲食店想吃碗面，但那里反常地早早打了烊，我們又折回到副食品店想買些餅干，但當我們進得門去，昔日充實的壜壜罐罐中那些桃酥餅干，今日已被刨了底。昔日那些剩余的餅干渣渣以前是不要糧票的，今天即使拿糧票也買不到了。

這讓我回想起上午游行的時候，為什么那么多調干班的學員急匆匆地離開會場趕回學校去，原來他們是早已得到了一個信息，凡屬和糧食有關的副食供應從明天起將嘎然而止，日常的生活消費品也將憑票供應，人民幣的購物能力被配額的票證進一步制約，這些搶先得到了消息的人便趕在災難降臨前去商店搶購，屯集一些日用品，那怕是一點點也好。

那天我身上還有一塊錢和一斤糧票，學校假日只吃兩餐，現在早已過了下午四點半這個開餐時間。我手中的錢和糧票，成了不能為我分憂解餓的無用之物。這個國慶節我們只吃了一餐，我怏怏不樂地在饑餓中盼望著明天的早飯。

“苦日子”就是從這一刻開始的。

我們那時的人把這以后開始的 近兩年

的生活叫做“苦日子。過苦日子期間，糧、油、蔬菜、副食品等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近年來中共黨史記載的資料，1960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程千分之百，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糧食問題是思想問題

“糧食問題是思想問題”，這在當時是個很嚴肅的話題。

苦日子過了一段時間后，經濟形勢越來越嚴峻，城市對居民的供應不但缺糧而且缺油，豬肉只能在夢中相逢，至于蔬菜也經常斷檔。當時我們的大米定量指標男生為月供33斤，女生為30斤。這個指標國家糧食部門已經無法保障了。為了動員我們自覺地把這個指標減下來，我們以這個論題開展一次全院總動員，進行了兩個下午的分組討論。

“糧食問題是思想問題”，其實就以政治的高位勢態來動員我們放棄原來高的口糧指標。這個命題暗示我們，政治思想不好的人接受不了苦日子的考驗，反對和抵觸節約口糧，將會成為個人現實政治表現的一個污點。

把思想搞“通”以后，每個人將逐一表態要減少多少口糧定量。

我們的討論都是放在晚自習進行。我們一個小組一個小組地坐在寢室里。有政治輔導員掌握會場，有專人紀錄，然后逐一發言。發言總是先談認識。

那個冬天有些寒冷，因為一個多月的缺油缺糧缺菜，人們的身體已發生了營養透支，人們的御寒能力開始下降。已經開始出現浮腫了。

第一次小組討論中有的同學自報愿意節約一斤，又有同學自報節約兩斤，后來自報一斤的同學覺得落后了，又表示還要節約二斤，會場的氣氛有些悲壯，但最后達成共識，男女同學都節約三斤。

但是這個三斤沒有達到上面的要求，第二天晚上大家又繼續討論。

這時一個叫曾谷梁的同學站起來發言了。曾戴一付白框架的近視鏡，身瘦而高挑，穿著解放軍的黃色上裝，講一口道地的湘潭話。他右手叉在腰上，激昂地說：

“同學們，這幾年由于百年未遇的持續旱災，由于蘇修的破壞，我們國家的經濟受到挫折，發生了大的困難，我們大學生應當為國家分憂解難！我認為我們大學生的糧食指標太高了，每天吃飯的時刻，一想到全國人民，我都覺得難過！”當他說到現在中央領導人也正與人民共渡時艱時，他激動得痛哭流涕，拿出手帕，擦了擦眼淚鼻涕：“現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也不再吃肉，餐餐吃馬鈴薯了?！?/p>

說到這個令人激動處，曾左手在胸前一揮，嶄釘截鐵地說：“我看，我們的糧食指標還可以降下來，我決定每月只吃21斤！?！彼@個衛星一放，弄得全場啞然無聲。

爾后，在發言中大家都異口同聲的重復著這樣一些話：

當年紅軍過草地雪山時以雪解渴，吃野菜充饑，現在我們再苦，比起先輩們吃過的苦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不僅不算苦還是很幸福的。又說，毛主席他老人家現在也堅持不吃肉，吃馬鈴薯，還要為全國人民操心，我們年輕人少吃幾斤米有何不可以的？

思想打通以后，我們的口糧一月定為27斤，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每人每月再節約兩斤支持國家建設。于是我們的口糧指標一下子下降到月供25斤。

苦日子中的那些事

煤爐記憶

由于口糧驟然下降，又缺少食油和蔬菜，讓我強烈感到了能量不足。除飯量特別小的女同學外，大家都喊餓。饑餓使有的人虛胖，得了水腫病，皮膚一按一個坑，半天才能恢復；有的得了肝炎，全身乏力，肝區疼痛；有的女老師女同學月經不調，統稱為三病，是當時的流行病。

由于食不果腹，我覺得這一年冬天特別寒冷。那時我棉衣單薄，坐在才四十多人的大教室里聽課，只覺得背上像在不斷地淋著冷水…..25斤口糧分配到每天只有八兩飯，蔬菜少而不見油水，餐餐食不裏腹，成天肌腸轆轆。有時家里會給我在信里寄一點糧票來，但信常常被偷糧票的人偷走。

為了保存體力正常上課，這時學校貫徹了國務院勞逸結合的指示。我們不再做早操了，體育課學習一下太極拳了事。每天上完課同學們就迫不及待的跑回寢室捅燃煤爐取暖。財貿學院的干訓學生多，我們也同他們一樣，每間宿舍都安排了一個煤爐，煤可直接到鍋爐房去撮回。這個煤爐除了供取暖，我們還可以用磄瓷臉盆在上面煮食物。這些食物都是從校園附近的農田里覓得的菜根、菜梗，有時候是從附近農田的水塘里摘來的茭筍，將它們撕碎后拌和著從食堂端回的白飯煮成菜粥，用以抵擋胃的饑餓感。

這溫暖的煤爐后來被總務處收回了。原因是有一次不知是那一個寢室沒有把煤爐的余燼處理好，結果將地板燒了一個大洞，幸好發現及時。

失去了煤爐，一天到黑都覺得寒冷和饑餓，我盼著趕快放寒假，回到家里去。

食堂風涌

每到開餐時刻，食堂門前便擠滿了人，拿著碗筷看著食堂工人為一張張餐桌分發缽子飯。每桌八缽。那些缽里的飯有的因放水多了些而顯飽滿，有的則因飯粒干硬而顯得少很多。當食堂大門一打開，人們就涌進食堂直奔自已的飯桌，爭搶那看起來多一些的。饑不擇食時，一小缽飯只需幾口就吃完，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走出食堂。

由于吃飯時人們蜂擁而來，便常有因有人順手牽羊多拿飯的現象。我用餐的飯桌接近調干班的，有幾天我們桌上常常少飯，每每少了飯就要去找食堂管理員，這時管理員就要和發飯的師付一齊來現場察看，盤查是否是我們自已分吃了。最后發覺是在涌擠中有人乘混亂把飯拿走。

后來那個經常搶吃別桌飯的人終于被發現，這個人是一調干學員，他幾乎在十秒鐘以內就可將一缽子飯吞食完畢。吃完后，他便把飯缽子藏匿在衣服內，再拿上他自已的一份堂而皇之走回宿舍。他個子明顯高大，食量超人，因為實在抵擋不住饑餓而屢教不改，最后被學院送到學校農場勞動，讓他在那兒等待處理，

后來這個人被開除了學籍和干籍，處理相當嚴重。

聽人說這個人離開財院時，心情很坦然。他說，丟了這份工作，也不過就是丟了每月三十多元工資，這點錢和還不及當時自由市場上一只雞的價格，他說他只不過是丟了半只雞。那時，很多國家公職人員常因此而自動離職。

最善于偷飯吃的便是中專班的那些小鬼。他們專偷那些食堂存下來的冷饅頭。當時有個學生做了一根長長的竹鉤竿，竿的尾梢上纏著一鐵勾，每到夜晚便悄悄來到食堂廚房外邊，把鐵紗窗弄一個洞，然后把那些冷饅頭鉤幾個出去。躲在學校對面的一座小山上吃光。后來學院保衛科發現了那個紗窗上的小洞，便派人在那兒蹲守，終于破案。

排長串

省城籠罩著一片蕭條。市場供應空前緊張。只有醬油和“甜酒”可以敞開供應。但是買醬油要排隊，因為醬油不僅是調味品，因里面含有一些氨基酸，被視為是當時最佳營養品，打醬油的人很多。那年冬天，每個星期天，在左家垅到榮灣鎮一帶，都可以看到一些學生和老師盡力把脖子縮在大衣領內的圍巾里，提著瓶子在瑟瑟的寒風中默默地排隊買醬油。

飲食店只有一種清澈見底的摻了糖精和少許酒糟的湯水出售。飲食店的大門旁豎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甜酒大量供應，三毛錢兩碗！”算是對饑民的賑濟。當時不少人以這種水汁充饑，有些暴飲的便浮腫起來。

當時的城市是一個什么模樣，任藹堂曾寫過下面的詩行：

電影院前蠕動著一條長龍

飲食店里擠得滿滿密密

“糖精甜酒糟湯稀

三碗兩毛盡量吃”

“小心扒手！”

處處貼著這同樣的警示

牌子旁又貼著“向雷鋒學習”

這幾行詩我至今記憶猶新，每當我走在繁華的五一路時便會想起這詩而重現當年。

當時在長沙市內排隊成風。有個星期天我過河去黃興路鬧市區，剛下輪渡，便看見五一路有一支長長的隊伍從黃興路口排伸過來，我以為是買食品，便也加入其中，我問前后的排隊人買什么，他們也不知，只是排著。那時候人們手上的錢買不到東西，人們擔心錢會變成一張紙，所以在街上見排隊就不問青紅皂白擠進去，排隊時人擠人，小偷小摸混跡其中。那一次排隊我什么也沒買到，還丟了一雙手套，等輪到我前面時，才知是這個隊是從公共廁所里排出來的。

精神會餐

由于勞逸結合，功課很輕，政治思想工作開始寬松，到晚上，我們便躺在床上自由聊天。談得最多的便是“吃”。那時人們把這樣的談吃的活動叫做“精神會餐”。

有一天晚上就寢時，我們幾個同學蜷縮在被子里，不知是誰說起湖大一個華僑家里給他寄了500斤餅干，大家都嘖嘖羨慕，這時有個同學說道如果我能吃頓飽飯就好了，如果我能活到不要糧票那一天，死也瞑目了。接著便又有人馬上接了話茬，這人講了他一年前在長沙飯店吃雜燴的情景，說得美滋美味，引發得大家吞咽著流溢的口水。接著便有第三個，第四個發言，發言的時候“美吃”這個主題像磁石一樣牢牢吸引著大家。那晚我就在這個熱烈的誘人的“精神會餐”氣氛中進入了沉沉的夢鄉……我回到了家里，媽媽給我燒了一缽紅燒肉，我津津有味地吃著，后來口舌便漸漸地酸起來，當我依依不舍地放下碗筷時，頭下的枕頭竟有一半被夢中流出的口水浸漬得濕津津的。這時口更酸了，肚子更餓了，我無法入眠，回味著久違卻又剛在夢中復現的美味，只是聽著湘江對岸打米廠傳來的機器突突聲。

在饑餓中向往“吃”這是很自然的，但是越談吃往往越餓。那時人們把這樣的談吃的活動叫做“精神會餐”。后來精神會餐活動被系總支明令禁止，認為是對現實嚴重不滿。

辟谷

自從我們的口糧指標壓縮到月供25斤后，曾谷梁同學的表現一直不同尋常。他每天讀著《甘地自傳》，有時什么也不吃，像甘地一樣只是喝水，可以靜靜地一連兩天辟谷?！昂唵蔚纳?，崇高的思維”，是甘地的名言，他似乎想做一個甘地那樣的政治家。當一個國家遇到經濟困難，人民連日常的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想什么偉大的話題，并為之走火入魔。

他常做的運動便是打太擊拳和靜坐。他修煉起來專心致志，可到旁若無人的地步。有天晚自習前他去鍋爐房打一桶熱水在寢室里燙腳。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寢室。他對我神秘地說：“王，知道嗎，現在餓死了好多人！有人買包子吃時，發現里面有人肉骨頭?！庇终f，“中南?，F在歌舞升平，毛大伯晚上跳舞時很多文工團的姑娘陪伴，跳出了汗姑娘們就用手帕給他老人家揩汗?！蔽抑皇锹犞?，更不敢附和，弄不清他這些消息是從哪里傳來的。

記得第二年開春油菜開始結籽時，曾同學經常在學校附近的油菜田里采來一些籽莢生食充饑。有一次我也試著采來一些，但很難入口。

后來他因營養性肝炎休學一年回家了。

舞會

國家經濟嚴重困難的那兩年，人們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似乎呈現出一個反相關關系。越是沒有吃的，思想環境就愈益寬松。那時文化市場開始解禁，可以看到香港電影，有些所謂黃色歌曲也變成了灰色的，偶然唱一下也不會有政治干部來批評。財貿學院一直是禁止學生舉行舞會的，現在已經允許在學生中舉行舞會了。

我擅長演奏二胡和小提琴。我的樂器演奏技藝，使學校工會一位專職干部認識了我們，我們便常常被請去為相鄰的湖南省委黨校周末的舞會擔任伴奏。在那里做舞會樂工可以有一餐夜宵招待。此外我們還能輪番下舞池跳舞。

黨校的舞會多是為那些來這里學習的縣團級黨政干部舉行的。女伴多是省醫院的一些年輕護士，或者是省歌舞團的女演員。有時也放錄音。那些跳舞的領導們一般都穿著當時流行的呢中山裝，散發著高官氣息。他們跳舞時都很投入。當時有一只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已經解禁，一當這首歌曲響起時，他們便會在朦朧的紅綠燈光中摟著女伴，款款移步，閉著眼睛陶醉在靡靡之音中。

相比之下，我們學生舉辦的舞會就簡單得多了。舞廳通常是在上大課的教室，學生們把那些課桌椅搬開，就有了一個寬敞的舞池。由幾個人組成的小樂隊就坐在教室的一隅，樂器也很簡單，二胡、手風琴、短笛和小提琴，再加上鈸和大鼓就拼成了一個樂隊。跳舞的人很多，調干學員、教職員工都參加。有時跳到下晚自習，同學們便到附近農民家里買一碗煮熟的白蘿卜充饑。

狂歌濫舞

文正同學來自湖南耒陽。年齡比我大很多。小眼睛，一個瘦瘦的個子不高的人，來校前便結了婚，并有了幾個小孩。文出身貧下中農，家在農村。

文在過苦日子期間經常不上自習課，帶著一個布兜到學院附近的農田里拾撿那些遺落的菜蔸，有時還下水塘扯農民的蒿筍，回來后，便摻著一小碗米飯，用一個洗臉盆煮成一大鍋粥。然后坐在那里邀請同學們會餐。

“哈哈！我們要向紅軍學習！吃草根，吃樹皮！”這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那時每個星期六才有舞會。平時吃過晚飯，大家閑得無聊，文正南便在寢室里一個人狂歌濫舞。有一次文在寢室里搞笑《十送紅軍》這個紅色歌曲，頭上頂著一塊毛巾，嘴角上粘兩條紅紙，像扭秧歌似地走十字步。一個同學為他拉二胡伴奏，其余的人則敲著飯盆子打節奏。

文在唱這首歌時每一句唱詞后都要加一個尖利的“嘔”。

“一送那個紅軍，嘔！介支個下了山！”當他尖叫這個“嘔”的時候，他還要十分誇張地把屁股擺一下。通常在這時候寢室里會爆發出哈哈大笑，人們笑得捂著肚子，前俯后仰。忘記了饑餓。

這時鄰舍看熱鬧的人常常把宿舍擠得水泄不通。

有一次唱到十送紅軍的最后一段，文要收場了。向大家宣布說：“本來還要唱十一、十二、十三送。但國民黨追剿的軍隊來了，今天就只能唱到這里了?！?/p>

他忽然叫道：“白軍來了，快撒離吧！”便嘎然停下，

寢室里又是一陣大笑。

1963的的下期，班團支部不斷開會進行生活檢討。文正南那一陣一直悶悶不樂，被系總支叫去“談過”幾次話，從那以后，文不再狂歌濫舞。他把全部心思用到了專業學習上，他想在專業上尋找他的寄托，尋找逃離現實的精神家園。夏季時，他搖一把大蒲扇，他在扇子上薰了三個大字“蛀書蟲”，表示他不聞窗外事。

文同學后來也沒分配工作，不知什么情節被留校作為“反動學生”勞動考察兩年。

營養食堂和長征精神

城市里的人群猶如蠶房中擠密壓密的饑蠶，只有少得可憐的幾匹桑葉維持著生命。由于浮腫、肝炎和婦女病的流行，財貿學院便專門為這些同學和老師開設了營養食堂，有病的同學持著衛生科醫生開具的證明，住進營養食堂。那里有一些黃豆、面條、糖和蛋供應。一般十多天后輕號便可出院。

當時同學們思想中有不少疑問。不是說糧食多得吃不完嗎？為什么轉眼間全國人民就挨餓了呢？我一位外校的同學家在農村，有一次他對我說，都是“大躍進惹的禍”。而報紙、廣播和上面的傳達都說是蘇聯逼債和天災造成的。到后來知道情況的人便保持沉默了。就是家里有親人餓死，對“人禍”也深有體會的人也不敢說話了。對于那些宣傳，有些人深信不疑，有些人半信半疑。盡管如此，在那激情似火的年代，面對蘇修和老天爺造成的困難，我們沒有動搖對黨的信念，沒有向困難低頭，都有決心迎難而上，勒緊褲帶過日子。

吃不飽怎么辦？地里的野菜、榆樹上的榆錢、槐樹上的槐花、木槿樹上的木槿花，都成了我們的果腹之物。有個教工餓不過了，揹著槍在山上打鳥吃，被學校通報禁止。后來國家開始貨幣回籠，榮灣鎮有了不要糧票的高價食品，那些東西真貴呀。一碗只有幾片蘿卜的湯要三角，一個小小的藕丸要五角，還有高價發餅…..我們這些窮學生哪里有錢買。

學校請來一位老紅軍作報告，要求大家學長征精神，發揚紅軍傳統。我們那時雖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但的確在向革命前輩學習。在革命精神鼓舞下，全班同學沒有一個被饑餓壓垮。1962年之后，形勢好轉，終于結束了那段勒緊褲帶的日子。

此心是如何安定

隨著苦日子向縱深發展，我越來越想退學回家，打算明年再參加一次高考。我經常裝著失眠，去衛生科看病泡病假條。有時我也真是失眠。那時沒有舒樂安定這一類抗焦慮的鎮定藥，醫生常開的便是一種叫做“氯丙嗪”的藥片。去衛生科多了，那位常給我開藥的醫生有一次終于答應我的請求，休學一年。這讓我歡喜欲狂。但是當我拿著那張建議休學的病情證明去找班主任時，我被拒絕了。

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是一個叫做王燦坤的行政干部。這個人精明得很，他知道我是不安心專業。對我的休學要求不予理睬。他軟硬兼施地安撫我。有一次他批評教育我說：

“王，干革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事業，可是你卻把根扎在了萬惡的個人主義上面了，不是無條件地把自己獻給革命事業，一個人若是專打個人小算盤，個人的欲望越大，同黨的矛盾就越大。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為了尋求人出路，他就會反黨反人民…..”

要求退學，在湖大、師院那邊比較松動，可是在這所干部學院卻會被上綱上線到如此嚴重，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知道我的退學愿望不可一蹴而就。

王燦坤一方面批評我有嚴重的個人主義，說休學不是正確的出路，另一方又問我到底有什么困難。過了一些時間我又去找他軟磨，提出家庭經濟困難，助學金太少。沒多久，他就把我的助學金提高到甲等，學費同伙食費全免。班主任的思想工作做到如此種度，我就不好再說什么了。

在財院讀書的事就這樣勉強拖下去。

捉兔子的哲學

第一學年結束后，全國開始了一個叫做“整頓、鞏固、提高”的國民經濟的調整過程，好多在大躍進中辦的學校紛紛下馬，那時我巴望著湖南財貿學院也下馬，但出乎意料，這所學校不但沒有下馬，還走上了壯大的道路。當時其他省如甘肅、四川等財經院校紛紛關閉，學校便抓住這個時機，由人事處長帶領一撥人四處網羅那些學校的師資，一時，財院教授云集，從基礎課、普通課到專業課都有了專家，學校一時繁榮起來。而我們這些按各種專業名稱招來的學生，也不征求我們的意愿，就統一劃歸到會計學系了。我和任藹堂對會計工作毫無認識和好感，我們大部分時間不是在上課，而是在上課時間偷偷閱讀著文學類書籍。當時我和任已是出了名的不安心學習專業的人，有時老師明知我們在看小說，也睜一眼閉一眼。

晚自習時我們是在寢室自習，不許到圖書館去，因為一去就不知我們到哪里去了。在寢室自習便于對我們的管理。尤其是對我和任這樣的不安心專業的學生，我們在寢室里自習只要一看文學書籍，就會有班干部出來干涉。所以我們深感不自由。而我們一旦提出抗議，表示看一些課外書籍不會影響專業學習時，他們就會反駁說，兩只手只能同時捉住一個免子。這時我們就會辨解說，兩只手也能捉住兩個兔子，可以先捉住一個捆起來，再去捉另一個，弄得那些班干部啞口無言。為了證明我們的話是正確的，我們一到期中考和期末考試時，就拼命認真復習。

這個班就有這么一個奇怪的風氣：你可以學習不好，或者做完了作業可以坐在那里無所事事，但絕不允許看課外書籍。

說實在話，我們那時學的那些專業基礎課程實在是些很簡單的基本知識。教材簡易且含量不多，和現在小中專教材差不多。一個學期下來的內容，應付考試只須幾天就可搞定。記得二年一期我們開了一門統計學基礎，教材是一位講師編的，每次上課就打印幾頁發給我們。我不但上課不聽課，下課后竟將那些因而講義全部做了衛生紙，以至到考試時連槍都沒的磨了。后來那位老師知道后，不但沒有批評我，反而把他的講稿全部借給我復習，我看了兩三天，還考了個90多分。由于我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班上名列上游，有時還獨占鰲頭，這使得那些愛管閑事的人對我們公開花大量時間去玩文學無話可說。

幾位難忘的老師

這幾位老師分別是那位統計老師、徐雄教授、鐘自能教授和艾天秩老師。

上文提到的那位統計老師，我已經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但至今我都記得他那憨厚本分的樣子，我糟蹋他老人家的講義，讓我愧疚至今。

徐雄老師我會在后面講到。

鐘自能教授

鐘教授是廣東中山人，虎眉隆鼻，高顴大顙，講話時聲音略微沙啞，待學生極為和善。在課后經常抽他自卷的煙葉，此煙香氣撲鼻，至今我還能聞到那種令人難忘的時濃時淡的幽幽香味。有次和他聊天時，我問教他煙香何能至此，鐘教授告訴我那是從尼羅河畔寄來的極品煙草。平時我不做作業，常請人代筆或抄襲，鐘教授可能知道，他在告訴我有關卷煙事情之后，又淡淡對我說：“要抽時間看看專業書”。但是由于對詩歌的癡迷，我大部分時間仍然沒有集中在專業上。

二年二期《工業會計》的期中考試中我只得了74分，鐘自能教授在分析考試情況后說：“有的同學記憶力真好，甚至可以按教材一字不漏地背下來答題目……”他停頓了一會兒，在大家輕聲議論猜測是誰的時候，鐘教授走到我身邊，緩緩地拖長聲音說：“王湘平、任藹堂，我說的就是你們兩個?！苯又赋觯骸澳銈儗⒀a發的材料都弄丟了，原來書中的內容，因會計制度改變已不適用，所以有道題目你倆沒有得分?！痹诶蠋煹奈衽u中，我體會到了一種深沉的關懷期待。

應當說我和任藹堂在當時都是被認為有一些天份的人。我們既執著于文學，又要把專業應付得更好，雖要聽很多閑話，但也過得充實。我們就這樣在學習上從一個強制性很強的體制內，拼開了一條裂隙，讓個人興趣——文學，它的嫩芽艱難地從這裂縫中伸了出來。

艾天秩老師

在我第一學年這段時間，雖然那些專業基礎課枯燥無味，但這個學校卻有一個教學強項令我產生興趣。因為這個學校曾是一所財貿干部學校，在馬列主義的教學中有幾位品牌老師，聽他們的課使我覺得增長見識。

其中有一位叫做艾天秩的老師。他是財貿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的主任。在這個干部學校的核心教研室里，當主任的人當然是中共黨員，他們堅守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第一線，是思想先鋒和戰士，和中共政治意識形態保持高度一致，在學校他們是黨的意識形態的代言人，是政治傳聲筒，因而上級對他們極為垂青，這個科室及主任通常都享有較高的行政級別。

艾的授課讓我大開了哲學眼界，使我產生濃厚的哲學興趣。艾只給我們上過幾次課，每一個新篇章，都是由他來揭開序幕。

他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是艾思奇編寫的《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緒論。那時他穿著一個中式學者的布紐扣對襟襖子，手持一把朱砂紫茶壺，園口青布鞋白襪。他有一個寬高的額，長著一圈青悠悠的絡腮胡子，配上那一口流利鏗鏘的京片子，使他站在講壇上有叱咤風云的李大釗氣勢。他演繹人類的古今思想史上的風云，從孔夫子、老莊到孫中山，從史密斯亞當到黑格爾、費爾巴哈、康德、馬克思，無不在他的指點之下，或褒揚，或貶抑，或批判，口若懸河，雄辯滔滔，叫你耳聽不煩。我還記得他講哲學中否定之否定律時的一段演講：

“否定之否定規律，”艾端起紫砂壺瀟灑地吮了一口水，接下去說“同志們，”

他仍象在黨校演講那樣習慣地把聽眾稱為“同志”，表示臺上臺下是一個高地上的尖兵，一個壕坑的戰友，一個火線上的生死與共。這樣的稱呼讓不少同學心里熱乎乎的，感到來財貿學院讀書已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為此心中升騰起無尚的光榮感。

艾接著說：

“它又稱為肯定否定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之一。事物的發展是通過他自身的辯證否定實現的。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統一。當肯定方面居于主導地位時，事物保持現有的性質、特征和傾向，當事物內部的否定方面戰勝肯定方面并居于矛盾的主導地位時，事物的性質、特征和趨勢就發生變化，舊事物就轉化為新事物……”后來，他把這個規律的話題引申到人類社會，引申到哲學最本質的思考，對生命的思考，他有些無可奈何又有些悲壯地說；

“就我們一生來說，也是一個否定之否定，——存住壞空的過程，我們每個人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向死亡邁進。大而言之，我們整個人類也如此。這個歷史實事，曾讓多少詩人文士感喟！昔者蘇子與朋友泛舟于赤壁之下，他的同伴曾悲觀地羨長江之無穹，哀吾生之須臾，但蘇子卻有大智慧，他深入其里地說：‘客亦知乎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K子這里的變與不變的觀點，已經隱隱約約的走向了這個二次否定。其實古人只看到了我們人類，如果把視野放得宏闊一些，有一天太陽將要否定自己的，到了那時候，地球會變得愈益寒冷，人類將會向赤道猥集，最后地球冷卻了，人類也隨之消亡。但同志哥，不要悲觀不要失望，不要無所作為，人類會在另外的星球上出現，在火星上或者是什么星球上……”

接著講壇下便有學員遞上字條，問那時火星上還有辨證法嗎？

艾看后，略為沉思便哈哈一笑，說道：“這個問題提得好！”

他吮了一口壸里的水，不假思索地閃答說：“這無異于問我雞還是不是要生蛋？——我要說，哪里有人類，哪里便會有馬列主義。哪里就會開出這人類鐵的智慧的花朵”

艾天秩的演講嬴得滿堂掌聲雷動和人們的仰慕。他演說的風彩，讓他在師生中享有“艾馬列”的外號。

那時我愛讀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上黨史課，他賦一個題目“論中國工農紅軍向井崗山進軍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要同學們寫論文，當時我寫的那篇文章從必要性和可能性兩方面進行了闡述，史料翔實，邏輯謹嚴，艾還作為優秀論文在大課上傳讀。自此，艾便對我有了一些印象。

我對艾曾有過良好的印象。但這個印象兩年后便徹底崩潰了。1964年我們學院開始清理反動學生，我是對象，艾不但將我們的詩刊定性為“低級、下流、反動”，同時還顛倒黑白，硬說我那篇論文是與反革命分子陳某勾結，為他們上山下鄉打游擊所做的軍事理論準備。

詩刊《晚玫瑰》

我愛好文學，也許文學永遠是青年的朋友，我們通過擁抱文學來擁抱生活，最容易被文學所感動而墮入狂熱。以至于發展到不切實際地夢幻著當一個作家。

我的文學夢不合時宜地綻放在中國1961年和1962年，那幾年對文人知識分子來說，似乎又是一個早春天氣。在遭受重大災難和挫折之后，國家和社會不得不轉入到“調整、鞏固、提高、充實”的時期。隨著政治、經濟政策的大調整，文化、科技、教育、學術諸領域的調整也隨之進行。陳毅和周恩來于1962年南下廣州，發表了讓文人知識分子感到精神振奮的講話，鼓吹為中國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一時整個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又寬松起來。當時的思想政治工作寬松了些，最令知識分子感動的口號便是“三不”政策，即“不抓辮子，不打棒子、不戴帽子”的一個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我們相信這個口號的真實性和永久性，因為這些話不是空穴來風，是由國務院的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等領導人在知識分子大會上做的重要講話。

當時我們已寫了不少詩歌。我們想展示自已的作品，便想自己出一個刊物。我不認為也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已的詩作通過辦刊的方式傳播有什么不妥之處。

我們的第一期詩刊《晚玫瑰》，由我一手操辦，幾乎沒有與任何人商量。我設計了它的刊頭，組織了稿件，請了會計第二班一個叫做馮饒彬的同學刻版，就在學院文印室開印了。

第一期《晚玫瑰》只有一頁，比現在的A4紙大一半的版面?？d了我的兩首詩，任藹堂的《中秋》，還有同班同學陽國庭的一首，師范學院中文系及會二班一位同學的詩。下面我選錄幾首，供讀者了解。

夢朱華生

月兒呀，你為啥這樣看著我？/是傳遞她的相思，還是

/把我的心思向她訴說？/星兒呀，別總是不停地閃爍，/做我的眼睛吧，在她心底點一把火/風兒呀，你在和葉兒低語著什么？/若是帶來了她的消息，/快貼住我的耳朵。

晨默陽國庭

好露的草呵，好草的露！早呵，你吃著露草的牛兒！瓜棚下的耕夫，又在撒播新種了，行子拉得這般直，多美呀！農夫默默地整地，牛兒默默地吃草，我也默默地看書，我們默默地一早！牛兒呀牛兒呀吃飽些，明春的大地，全靠我們去耕種呢。

顯然，這些詩沒有突出政治。沒有歌頌美好的社會主義，這些詩用現在的眼光來看自然不是問題。但在突出政治、大講階級斗爭、思想文化界流行著專橫、文藝批評標準單一的當時，卻犯了大忌。

也許我有一種天生的書香癖，一嗅到報刊的墨味，便有一種莫名的沖動。當我把這些成果興沖沖地拿到宿舍時，我有了一種成就感，似乎真正成了一個文學青年。一個年輕詩人。這個年輕詩人正信心十足地向前走著，繆斯歡快地挽著他的胳膊。

不久，任藹堂把版面擴得更大了一些，寫詩的人更多了。我們合作出了第二期《晚玫瑰》。這些詩刊印好后，便分發到同學老師。當時想提高這份刊物的知名度，我曾給外校一些同學寫信說，希望它們廣為傳閱，發揮更大的“經濟效果”。

我們的詩刊發行面很大，除了給本院的專業老師外，都由每期上發表詩作的同學展開成一個下傳的發行網絡傳播著，在湖南大學、師范學院和長沙市一些社會青年中頗有影響。甚至還流傳到境外。當時有位教授看了這份刊物，連聲稱贊。

我曾對一位同學談起，詩刊《晚玫瑰》之“晚”字，意是說這份刊物風格和內容與晚報之“晚”意識相同。

我主持詩刊只有兩期。便急流涌退了。原因是有一天我去湖南大學我表妹那兒，她告了我一個令人恐懼的消息，她們學校保衛科把這些詩集搜走了，后來湖南師范學院也傳來類似說法。我心中便害怕起來，回校后我對任藹堂說這詩刊辦不得了，可能要惹事生非了。任此時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兩首詩作，或許是正在興頭上，他頑固地認為詩刊沒有什么問題，他將其改名為《詩瓶》繼續辦了下去。改版后的詩刊比原來版面更多，寫詩的人也越多，多了一些“突出政治”的作品。

刊印《蝕璧譯叢》

繼出版詩刊“晚玫瑰”之后，我與任藹堂又出版了“蝕璧譯叢”這本小冊子?！段g壁譯叢》是一本翻譯練習。

如果要論翻譯技巧和創新，談不上什么特色。但到現在我都回憶不起、求證不出我出這本該死的小冊子的政治方面的動機。我只是覺得自己做了那么多翻譯練習，中文老師和外語師看了覺得還不錯，應當它們集結起來，便有了做一次檢閱責任感，我在后記中說道：

“編完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我如釋重負喘了一口氣，聽了窗外的響聲，風兒正敲著樹木，屋檐還滴著瀝瀝的雨珠……對于我們的詩集我并不敢有什么奢望，我們只希望它在朋友們中像那風聲，像那雨聲一般鳴響，給他們無論怎樣的情絲。

書中的古詩部分是我和任藹堂合譯，第二部分是他的英譯詩，第三部分是我的俄譯詩。無論從外文和中文來看，我們的水平都十分低淺，當然這只算是一本翻譯練習，衷心盼望得到友人及老師的指教。

末了我還想說一點：這本書的譯者是未來的財會，倘在蘇聯，就叫“經濟工程師”了。但繆斯偏偏給了我們一根蘆笛，不管吹得怎樣，我們是要吹下去！”

這篇跋寫得很糟糕，字里行間透出的不熱愛專業和對文學的執著，簡直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更沒想到把這種決心宣示出來，會有怎樣的后果。而詩集《蝕璧譯叢》之“蝕”的意識，是想表明原來像璧玉般完美無暇、藝術價值極高的名詩，一經我們這些毛毛小子的翻譯，就會像月亮發生月蝕變得暗淡無色，流失了很多的藝術色澤和思想內涵。

《蝕璧譯叢》中的譯詩在那個時代出現，本身是與主流文藝思想背道而馳的。而我們的創作雖是一種純粹的文學沖動，絕無政治目的，可是有些原詩中的句子，譯出來又無法讓一些過敏的人打消影射、比附的分析。將它們與實際的政治斗爭對號入座。

下面從三部分各舉一首，讓人了解。

天末懷李白杜甫

天邊刮起了秋風一陣又一陣……

李白呵，你被貶的痛苦如何深沉，

多久才能接到你的書信呢？

現在正是風急浪高的時辰。

文章愈出奇命運愈蹭蹬，

魑魅呵總喜歡吃善良的旅人。

你和屈原有著共同的冤語，

縱然有詩，除非投擲汩羅江心。

這首詩是我在上財政課時在課堂上譯出的。譯了以后，就遞給了鄰座的任藹堂。他看了以后，便一首首譯了起來。我是始作俑者。此詩當中比較敏感的句子，便是“文章愈出奇命運愈蹭蹬，魑魅呵總是喜歡吃善良的旅人?！薄艾F在正是風急浪高的時辰”。這個“風急浪高的時辰”被艾天秩先生歪曲成“1962年蔣介石反攻大陸”。它為后來當局對我們思想的定性栽下了禍根。再如

：

草白居易

原上的莽草郁郁青青。

一年中枯萎了又能繁盛，

漫天的大火哪能能絕你蹤跡，

春風悠悠時你又滋生。

遠展的芳草連接了古徑，

青青的春色蔓衍到荒城，

我在這里又把朋友送別，

莽草上也彌漫著惜別之情。

這首譯詩比較敏感的句子便是那可怕的頭四句。因為那幾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暗潮涌動。這些句子可以被牽強付會地拉到政治形勢上去。

又如任藹堂翻譯的《法蘭西國歌》：

為了榮譽而奮斗，法蘭西的兒子們，

聽呵，聽，你們呼喚出多少剛毅的吁請，

你們的孩子，女人和古老的宗神，

看見你們的熱淚，聽見你們的呼聲，

可憎的暴君將那災禍在播生，

用那冷酷的腳鐐，向著被奴役的人民，

荒涼的國土充滿了恐怖的氣氛，

和平民主被支離得鮮血淋淋。

拿起武器，緊握槍桿，英勇再英勇，

從劍鞘中拔出你的寶劍前進，

向前進，向前進，所有的人早已決定，

屈辱地死去還是自由的生存！

……

在當時那個饑腸轆轆的年代，蔣介石叫囂著反攻大陸，中蘇兩黨分裂，國際上反華浪潮甚囂塵上，中印邊界煙塵籠罩，詩中的“暴君”“民主”“槍桿”“寶劍”這些充滿了火藥味的句子是一些十分敏感的語言。當任何一件小事都要用階級斗爭的放大鏡分析時，作者會被認定為是通過這些詩歌進行赤裸裸地反革命叫囂，很快便會被拿揑成一個反革命分子。

詩人陽國庭

陽國庭是湖南隆回人，一個純正的貧下中農孩子。剛進大學時，仍是一個土氣的農村青年。他家境不富裕。他穿著自染的家紡布——當時稱為家織布——做的黑衣服，布紐扣，鞋子是農村婦女用手工納的底，鞋面剪刀口，還上著布絆絆。入校不久，過苦日子了，勞逸結合的號召取消了早操，起床后我們便在教室唱歌，但紀律很嚴，還要考勤，不能缺席。他當時是入團積極分子，有時被指定在班上教唱革命歌曲。

那時我與陽國庭沒有交往。大一以后，曾谷粱與他成了密友。他們當時住在一個寢室，情同手足，除了上課便形影不離。他們經常在一起交談，一塊散步，有時還神不知鬼不覺上了岳麓山。他對曾很認同，甚或崇拜，甚至把他當成自己的思想導師。他常常對周圍的同學說，曾是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人。

到了大二時，因為我辦了詩刊，陽國庭便主動接近我與任藹堂。上財政課時他與任坐在一起。任上課時寫了幾首詩，寫完后便遞給同桌的他請他指點。陽看后大加贊揚，主動幫助抄錄并投稿，不久果然登在長沙晚報上。任藹堂對陽開始有了好感，自此，陽也開始在我辦的詩刊上發詩。

我與陽國庭很少有個別交談。記得是大二時，我們恰巧同路過河到長沙市區去。路上我談了一些黨內斗爭的看法。當時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已經在黨內開展了非斯大林運動，其中有一個重要內容便是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聯系當時毛主席在盧山會議上批彭德懷同志，我似乎敏感到毛主席也有個人崇拜的傾向，如不警惕，不糾正，說不定老人家百年之后，也會受到后人的批評、指責、非議。

在62年以后的大學期間，在曾谷梁的影響下，陽國庭也進行著甘地似的“崇高的思維”，他寫了五大冊日記。他在這些日記中多處記錄了他對國際形勢國內形勢的看法，甚至將與同學的交談也記錄下來，并惡意篡改發揮。后因這些日記被人偷看進而舉報。

不該有的初戀

這些年來常常有一個少女和我在夢中相會。在夢中我們總是走不到一起，她總是在不得已地回避我，有時我們想說兩句話，但是很快就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把我們排斥開來。每當大夢醒來，都會有一種有所失的悵網，深深的感傷和無奈的痛苦。我甚至都懷疑她也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在做著一個相同的夢，要不我就懷疑她是否還在人間，是人間的遺憾讓我們魂飛魄散,不能暗渡銀漢。

她是劉昌黎，一個男性化的名字，會計二班的學生，長沙姑娘，比我還大一歲。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老實、善良的女孩。身材高挑而豐腴。她對我永遠具有一種大姐的慈愛和關懷，和她相處令我感到穩定和安全，在爾后的日子里她成了我生命中一個不可缺少的人。我曾經自喻為一塊頑石，將她看做透明而清徹的泉。

我們的初戀就是在1962年石佳沖的財貿學院互賦的。自從有了這個女朋友以后，我似乎拋棄了焦慮，和對環境的不適。心終于在財貿學院安下心來。

那時我們都是學院文工團的成員，她在歌詠隊，而我在樂隊。每次遇見她，我總萌動著羞怯，激動，快樂。她似乎就是我想找到的那個人。我們的肌膚相觸，就是在那些跳交誼舞的場合。我雖是常常為舞會伴奏，但對于跳舞卻是十分陌生。而讓我去邀請女性跳舞覺得十分難為情。

在那個饑餓的冬天的一次舞會上，我終于向她發出了邀請。我亦步亦趨地跟著她邁著四步，時不時地還要踩著她的腳。我害怕她嘲笑、慍怒，她卻安慰我不要緊張。后來，我終于習慣了那種舞步。我們邊跳邊談，她忽而說起常德話來，我才知道我們還是老鄉，不僅是老鄉，而且她家以前住的地方，正在我們那條街上。這種同鄉背景，一下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以后我們無論在食堂或是在教室，見著面總是要打招呼，互問好。

有一個冬天的早上，出太陽了，我正在鍋爐房的石桌上洗被單，這類漿洗的事，在家里都是母親做，到了財院不得以要自已干了。這時劉昌黎正好過來看見了，她見我有些生疏的動作，便拿過我手上的刷子，為我一把一把刷開了。我站在一旁看著她熟練的動作，凍得緋紅的手臂，心里洋起了一股憐愛之情。后來我們一同清洗，扭擰，她的臂力一點也不比我弱。

后來，我悄悄對她說：“我對你說句話好嗎，不興發氣喲?！彼f：“隨你怎么說?！蔽冶闱穆曊f道：“我真是喜歡你呀！”這時她臉上有些紅，把頭低下去了，不經意地把那些衣物放進桶子里。后來我們就無語地把那些洗衣過的衣、被在陽光下的曬場里晾起來。

從此在我身邊我總是發現有一個大姐一樣的人有意無意地關照著我。我們兩情綢繆，我似乎扛起生活時多了一份力量。

那是我一段青春美妙時光。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整個生活卻象是一支貝多芬的小樂曲，《獻給愛麗絲》的旋律甜美而愉悅虛幻。

我和劉的戀愛在那個小小的財院幾乎人人皆知，也不令人反感。記得一位姓潘的小車司機，是專門為院長和教授們服務的，有次我和劉從河東回校，在公路上步行，正好遇見老潘的空車回校，這時他主動地停下車讓我們搭乘，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

在人們的眼里我們的友誼是美好的。但是今天我回憶起來，總覺有些愧疚，記得有一次我完成一件會計作業，那是一道很大的題，要編制一張生產費用周期表，我一見這樣的作業就煩躁，我知道像這類數據多至幾百的內容是不會考試的，可是不做又交不了差，后來我找到劉，恰在此時她們也要完成這道作業，我便請她為我抄一份，劉把完成的作業交給我后，我連看都懶得看一下，就交了上去，后來我的作業被發回記了零分。我卻委過于她，向她大發脾氣，我的混帳讓我有兩相星期沒有理她。后來我才發覺她那一個班的作業和我們的作業是不相同。然而在那段時間，她仍然一如既往對我的生活給以關懷，默默承受著我的冷淡。

幾十年后，我讀席慕容的一首詩：

在年輕的時候，/如果你愛上了一個人，/請你，請你一定要溫柔地對待他。/不管你們相愛的時間有多長或多短，/若你們能始終溫柔地相待

那么，/所有的時刻/都將是一種無瑕的美麗。

現在回憶起來，那一段日子并沒有如月之園滿。

我與劉的戀愛，像一顆纏綿的羅絲釘把我固定在了財院的學習中。

我與一個蘇聯朋友的交往

我的蘇聯朋友是在中學通過中蘇友好協會介紹的。是一個女孩子，叫做蘇絲洛娃。她曾寄過照片給我，到了我升大學的時候，她也進了彼得格勒的一所大學。到大二時我們曾互贈照片，那也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子。我與她幾乎一個月有一封信。她寄來的信都有一股香水味兒，我曾把她的那張照片浪漫地貼在我床旁的墻上，任藹堂還題了一首詩，任的小楷鋼筆字寫得很秀雅，也貼在相片邊，成了一幅詩畫配。

我與這位蘇聯女友聯系得最多的時候是在1960——1962這兩年間。因為那時我已在財院自學完了北京俄語學院編的那兩冊大專課本，口語能力不行，但在筆語能力上卻有了較大進步，已經能流暢地讀塔斯社出版的《真理報》了。我不務正業，沒有興趣閱讀專業方面的俄文期刊，卻把大把時間花在了文學翻譯上，去讀屠格列夫的作品。當時我讀到一本屠格列夫的原文全集，我對那些分行的詩很感興趣。因為在當時還沒見過至少我沒讀到過屠的詩作，于是便嘗試著翻譯。我大概譯了十多首他的作品。這些詩抒發著愛情帶給詩人的悒郁和歡樂。當然作品有些讀懂了，有些卻似懂非懂。凡屬有不懂的地方，我就寫信問我的朋友蘇絲洛娃?；蛘呔蛦柖碚Z老師。

這些作品刊在我與任藹堂合印的《蝕壁譯叢》上，這些東西沒有請誰校審過，有些自以為是。但是在幾十年后，我偶爾看見過一位湖南師大俄文教授的譯本，我饒有興趣地買回來和我當年的譯文比對了一下，我那十多首詩在信、雅、達上還是過得去的，有的篇章還譯得很不錯。

在我與蘇絲洛娃的交往中，有一次她寫信來詢問一首中國抗日戰爭時的流行歌曲，叫做“男友呵，什么時候你才回到我的身旁”。后來我找了好久，終于弄明白這首歌就是那首被認定是黃色歌曲的《何日君再來》，是周旋唱的?，F在的光盤卻是鄧麗君的版本，幾乎是個愛情經典曲。當時我從會二班一群學生那里的一個老舊發黃的歌本上，找到了這首歌曲，這個歌在1960——1962及改革開放前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對革命隊伍斗志的腐蝕劑而遭禁。這首歌的作者黎錦輝，解放后被劃為右派分子，也因這首名曲而終身負罪。當時我看了下歌詞，覺得只是有些頹廢，消沉，但曲調卻很不錯。如是我就將這首歌的詞翻譯成俄文，寄給了蘇絲洛娃。

我與蘇絲洛娃的通信中還有一件值得稱道的事，就是我在讀了《真理報》上一組關于反映蘇聯人造衛星的詩歌后，便寫信詢問我不甚明白的幾處地方，她都給了詳細的復信。后來我將這些詩譯成中文，發表在廣州的一個什么報上，拿了一些稿費。

后來我也曾設想過翻譯一些會計和經濟方面的東西，增加對專業學習的興趣?？上Р痪弥刑K兩黨對立，特別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我們已經明確將蘇聯定為當代修正主義，閱讀蘇聯的文著已經成為禁區，想翻譯這些專業文章已屬不可能。

此前學校閱覽室訂有一份《真理報》，我經?？匆妶D書館有一位資料員翻譯上面的一些文章，做得很保密。后來我在該報上讀到當時赫魯曉夫《告蘇聯全體選民宣言書》，我曾將它翻譯出來，但沒有公開過。我所以做這篇翻譯，還是一種好奇在驅動，因為我沒有讀過赫的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想看看赫魯曉夫究竟是如何“修”的。

我放棄了一次戴紅花的機會

陳鋼是我高中的同學。那時我在常德市二中高八班，他在高七班。我們雖是同一年級，我們卻很少講過話，只是面熟而已。在我們那所中學像他這樣很有背景的學生真是鳳毛麟角。他的哥哥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解放后在湖南省委任職，陳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了。上了大學后，這個人便從我的視野中消失。

出人意料的是，在1962年我在湖南省委黨校又與他相遇。因為是同校的老同學，所以便有所接近。有一天黃昏我與任藹堂在石佳沖的校園里散步時，偶然看見他。一陣寒喧后，我才得知他高中畢業以后，便保送到湖南大學。學習期間，他忍受不了當時的饑餓，便休學了。后來通過他的哥哥安排到省委黨?？倓湛乒ぷ?。

我到陳鋼宿舍去過三次。一次是他向我借一部《路易波拿巴在霧月十八》和一本什么小說，書借到后，他帶我們去了他的宿舍。陳當時住宿條件很好，在一個很僻靜的一樓，一房一廳。他的房間里有沙發，還有一臺中波段的交流電收音機。陳的工作不重，而且不愁吃不飽，因為他所在的省委黨校是有些特供的，而且他又是在管后勤供應的部門。我對陳的處境很羨慕，因為他的工作環境可以為他提供較多的業余時間，可以利用這些時間讀自已喜歡讀的書，從事寫作。記得那天在他房間，我們主要談的是當時形勢。

陳也許看我是他的老同學，又仗著他是高干子弟，因此在與我們的講話中有些放言無忌。陳說，這幾年過苦日子，根本就不是天災，也不全是蘇修的逼債，主要還是由于個人崇拜，堅持大躍進的后果。還向我披露，全國不少省份餓死了人，湖南餓死人的情況也是很嚴重的。說到最后，他激動起來，說他在湖大讀書時，不少同學都有國難的同感，這個國家再這樣搞下去，就要學當年毛主席，上山下鄉鬧革命了！聽了陳鋼的話我不禁大笑起來，覺得陳太幼稚，是在開國際玩笑。

我們第二次去陳家里，是我給陳送一本他向我借的書。那是一天晚上，把書給他后，我們在他那兒逗留了一會。

陳打開收音機，不知陳是有意還是無意收了一下臺灣“中華民國”的自由之聲，當時便有個丁小姐用十分嫵媚的聲音號召大陸青年寫信與她聯系，投奔自由世界。如果要“武裝起義”，他們就給錢給槍。我們知道收聽敵臺廣播的后果，我們便趕緊示意我們不聽這些。陳便將波段調開了。

過了幾天，我在操場上碰到陳，陳突然說，他打算向臺灣寫封信。這話讓我著實吃了一驚。我對陳說，你是共青團員，怎么能說這樣的話？又說對過苦日子有意見有看法都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與敵特聯系就會當反革命抓的?，F在偵破手段還是很精準的，做這種事情不出三天就會落網。如果你真的做了這種事，唯一的出路就是趕快向公安機關自首，爭取從寬處理。

當時我只覺得像陳這樣的高干了弟如此言說，只不過是圖嘴巴快活，絲毫沒有引起警惕。

過了不久，我和任藹堂去陳那兒討還那些書。但這一次我們卻沒有見到陳。陳的住房被一些人嚴密監控起來，我們剛走向他的宿舍，便遭到了十分嚴歷的盤查。那些便衣警察聲色俱歷地查問我們是哪里的，來找陳干什么，與陳是什么關系，我們作了如實回答后，才予以放行。

當時我已敏感到陳已經出事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卻一點也不知道，只是朦朦朧朧地猜測陳是否真的與敵特聯系了，否則不會被監控，但又轉念一想，陳是高干子弟，又是共青團員，不會做如此糊涂的事吧。

有時越想越后怕，真想去向組織把這件事交待一下，如果陳確有其事，我便立了功，要是沒有這事呢，也算是對組織忠誠了一回，對自已負責了。然而，我缺乏那種革命思維和勇氣。在我的身上少了革命青年的狠勁，具備的是另一個理想社會中文學青年的氣質，是人文、人道、寬容、尊嚴、善良、自由主義，不知道這些東西是背離階級斗爭的。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膽小，害怕受其牽連。因為我與陳比起來，首先就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家庭背景，在一般問題上他永遠處于強勢。在當時，陳這樣的根正苗紅的人，即使是犯了錯誤，也只會從輕處理。要是陳沒有投敵行為，我去舉報他，后果不會好。

竟管我把陳的事情總往好處想，但在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操場上看賽球時，我們一位臨時班主任找到我，問了我是否認識陳鋼，了解我與他的關系，我如實作了說明。爾后這件事便無人問起。

雖如此，這件事往后還是一直成了我心上的一團恐懼和疑云，總覺得生活中多了一片陰影。

我因為階級斗爭觀念缺乏，一個極大的立功機會與我擦肩而過。我放棄了一次戴大紅花的機會。

難忘的參觀實習

1962年我們開始學習工業會計核算這門課。會計系在期中時便組織我們去到湖南裕湘紡織廠參觀實習。了解這個廠從紡部到織部的整個工藝流程，以便下一步學習分步法、定單法、平行結轉法這些成本核算方法時有生產知識方面的鋪墊。

我們在那里參觀時，廠里的生產呈現出很不景氣的蕭條氛圍，不少車間停工待料，倉庫前面的空坪上長滿了野草，工廠僅有少數車間運轉。大多數機器閑置著，一派荒疏冷落景象。它構成了我對當時國民經濟中工業部門現狀的認識。那種景象令我對大躍進造成的不良后果強烈震憾。感到國家的工農業如此凋蔽，為今后的國家的經濟前途擔憂。尤其對目前的饑餓還要持續多久迷惘。作為一個忍受了近兩年饑餓的年輕人，餓肚子是日日令人痛苦難熬的。

在車間參觀過程中，大多數同學都面帶憂戚表情嚴肅?？嗳兆拥某梢蚴鞘裁?？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大問題。當時干部宣講和群眾口傳：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人對中國背信棄義，趁中國人民面臨困難重重時候索要抗美援朝欠債，是蘇修逼債造成中國人民挨餓。據他們說當時全國的農副產品中大部分大米、雞蛋都用于償還蘇債了。嚴重影響了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二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那時我與班上來自農村的同學談他們家鄉的自然災害時，他們總是守口如瓶，而與外校的同學交談時則能直言不諱。我有一位家在農村的湖南師范學院的同學，就很坦率地對我說過他們家鄉這兩年一直風調雨順，可是也沒得飯吃。

當時社會上的小道消息也廣為流傳：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家鄉湖南寧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后得出結論，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災，而是如農民所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個消息幾乎傳遍民間。一些干部群眾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1959、1960年糧食減產，牲畜死亡，群眾積極性不高，說這兩年是大躍進，難以解釋；人民公社辦早了，辦快了，當時生產力并不要求這樣改變生產關系。

苦日子的煎熬，讓我很同情和傾向于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彭德懷元帥。1962年我們曾在省委黨校聽過當時省委書記張平化的一個報告，其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深，這就是“反對毛主席也不是反黨”。我覺得彭這個為民鼓與呼的高層領導人是一個很關心很重視民生問題的人，從而在內心深處同情和愛戴他，覺得他對黨忠誠。

參觀裕湘紡織廠時，我與任藹堂一直走在一起，在路上我們先是談詩?？戳四切┯|目驚心的停工待料的荒涼車間后，我們便談起了自已的感受。覺得這都是教條主義惹的禍。當我們進到這個廠紡織車間時，這個車間正在進行著臨時運轉，車間里機聲嘩嘩啦啦，震耳欲聾，但我的話題未斷，我在任藹堂的耳邊大聲說道：

“打倒教條主義！”

需要說明的是，打倒教條主義并非是我的胡說八道，毛主席早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光輝著作中指出，教條主義、黨八股、宗派主義是全黨的大敵，作為一種反馬列主義的風氣或思潮，當然不能讓它們存在、不能讓它們泛濫成災。而對教條主義者，劉少奇主席更是在他的《修養》中對其口誅筆伐。我們都是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盡管過著苦日子，我們仍深信毛主席與我們全國人民一起節衣縮食渡過難關，毛主席在我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地位從不動搖。因此這句話的指向，是當時不講真話，遇事總以領袖的話為圭皋、不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

再度宏亮起來的主旋律

苦日子的冰天雪地終于在不知不覺中悄然溶解了。由于農村所有制的不斷調整，從公社所有制的一大二公，退到了大隊所有，退到生產隊所有，由于放寬了對農民自留地限制，由于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實施了大規模的調整，春天開始為國民經濟送來絲絲暖風。

當時我們學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時沒有穩定的教材，教學內容都是一些中共中央隨時頒發的有關紅頭文件。其中有一個中央文件《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六十條）》我印象特別深刻。這是1962年9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的。此前人民公社強調一大二公，把農民的自留地收歸公有，一切都要由公社統一分配，不允許農民在集市上有任何的自由買賣。再加上公社化的當年，農民大多數被抽去搞水利工程，后來又被抽去大煉鋼鐵，莊稼沒收完，都爛在地里了。以至于使農民無法為城市提供蔬菜、糧油和各類農副食品。這個《六十條》出臺以后，無異于給死氣沉沉的農村打了一支強心針，從此農民可安心搞一些家庭副業了，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絕大部分都歸社員所有，歸社員支配，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并明確規定，“人民公社各級管理委員會，對于社員經營家庭副業，應該給以必要的指導和幫助，不要亂加干涉”。這個文件出臺不到半年，自由市場逐漸活躍起來。

這個送暖風的人，便是日后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

1963年的初春，新農村政策給了我第一餐飽飯，我在學院附近的一個農舍里花五元錢買了一缽子煮紅薯，在那個農民家里飽食了一頓，當時我對生活的最高要求是每個星期只要吃一頓飽飯就夠了。那一頓煮紅薯真是刻骨銘心。要知道，為這個“飽”字我夢寐以求了兩年。幾回回夢里吃白米飯，那種米飯的香味，鍋粑的香味在饑餓的日子里，具有難于排遣的粘附力。時時糾纏著你，讓你夢寐以求。

我的第二餐飽飯也是在吃了那回紅薯沒幾個月，榮灣鎮那些飲食店開始復蘇了。有一天中午我走到榮灣鎮小街上買了一個牛肉餅，用去十元，大快朵頤，算是開了肉葷。

饑餓正在消退。人民從饑餓的高墻中走出來，生活從新又有了生氣。

1962年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后，毛主席強調“要搞一萬年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老人家大批“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斷言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存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階級斗爭”這個曾低調了兩年的老調重新宏亮起來并逐步形成了往后一個時期社會生活的主旋律。

在學校人們的言論重新變得謹小慎微起來。

記得到1963屆新生入校時，我班一位熱愛專業的同學寫了一幅迎新標語《歡迎你，未來的經濟工程師！》貼在宿舍樓，遭到雷院長的批評，認為這幅標語有宣揚資產階級名利思想的傾向，被通知摘下。這些給知識分子榮譽感的頭銜在前兩年寬松的日子里是無所謂的。

學生中周末的舞會突然被取消了。

這種交誼舞被指責為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雷院長在大會上指斥青年男女互相摟著（屁股）跳交誼舞是下流的低級趣味。那些往日愛跳交誼舞的人被集中起來去扭秧歌。

“先專后紅”是走白專道路而受到猛烈批判。

在學生中宣布了以又紅又專、不準談戀愛、服從組織分配的三大紀律。

我剛剛點燃的生活熱情似被澆了一大盆冷水。

顯然我是一個典型違紀的學生。因為同學們和系領導都知道我在談戀愛，已經談了一年多，我們不避人言，認為大學生談戀愛是正常的，因而我經常和劉昌黎雙雙進出校園。以至人人皆知。

我們很單純。不象那些老練的人，他們談戀愛總是做得十分隱蔽，一到了這樣的風頭上，便趕緊轉入地下。避免了沖擊。

有一天我們的政治輔導員找到我談話：

“王，你能談談你對三大紀律的認識嗎？”

我像回答問題那樣只是把三大紀律的內容復述了一遍。并且說我談戀愛是在頒布這個紀律以前而且還向張炳華科長匯報過。今后要怎么處理我也不知道。

“不準談戀愛有利于今后組織上分配你們的工作。把你們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但不聽勸告，是要勒令退學的?！?/p>

“那我現在應當怎么辦呢？”我天真地問道。

“終止這種關系?；蛘甙阉鼉鼋Y?！陛o導員回答得很得體，顯然是經過一番準備的。

針對在苦日子時期不少人對現實不滿的言論，在高校中劃定“反動學生”的斗爭開始展開。1963年夏天，湖南大學劃了兩名“思想反動學生”被送勞動教養。而遠在1962年，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因為與幾個同學辦了一個X詩社，全部詩社同仁被公安收容傳訊。在大學生中“清反”的運動已悄然發起。

1964年的初春，苦日子已經徹底結束了，我們的糧油已恢復到苦日子前的水平。日子一天天好起來。

四清運動

1964年的初春，剛過完春節，我便從常德來到長沙。那時我和劉昌黎出于對“三大紀律”的遵守，已相當注意影響，我們不再雙雙出入校園。但每到星期六，她總是要把我邀到她家里去。他們家里的人待我很不錯。只是對我們年齡上的差異有些擔心。她的外婆是個很有閱歷的老人，有一次吃了晚飯后，她看了劉的腳，忽然說道，“囡囡呀，你以后可是個苦命的人呵！”

劉有些相信這些不祥瑞的說法。對我們的關系也開始擔憂了。因為劉曾對我說，1964年過春節后的大年初一，劉在早晨刷牙時，牙刷莫名其妙地便在手上斷成兩截。劉認為是一個兇兆，她首先想到的便是我們的關系，她對我說了這事后，說：“難道我們今年就要了斷啦？”

這一年的后兩個月，中國大地開始了一場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有的大學生都投身到這一政治運動。我們學校，除了我們這個畢業班外，其余的學生都下到農村搞“四清”去了。自此后我與劉有三個月沒有見面。但是她每周都會給我寫信。

這次四清運動讓劉見了一次政治世面，從一個成熟輕年的角度飽覽了政治風雨。在她給我的信中，充滿了在政治上對一個戀人的關心。

我離大學畢業也只有半年了。這時有關畢業分配的話題開始在班上熱起來，但我似乎沒有感到大學畢業的和即將參加工作的喜悅。我仍是那樣平常的過著每一天，好像畢業這一天對我沒有多大的影響和意義。

我唯一聽到一次關于今后去向的問題，是在一次下課后，那位授課的會計鐘教授對我說了一句意向性的話，問我畢業后可否留校當他的助教。當然這只是教授的一句不負責任的話，但也可以看出那些教授們對我的器重。

劉的那個班不久便從鄉下回來了?；貋硪院?，這個班似乎沒有了往昔的歌聲。最奪人眼球的是她們學毛澤東著作，學雷鋒做好人好事的行動一時蔚然成風。劉的那個班是第一個把毛的四卷雄文請進寢室安放在顯著位置的班。而這個班的同學，從家庭出身來看，大都是些舊職員和資本家，但是他們比我們對政治敏感。

在我的親朋戚友間，是少有像劉這樣對我細膩關懷和能溝通的人，她成了我生活和精神上的良伴。在她身上我寄托了一個戀人對她的信賴。沒有誰能替代她。這時倒是我自已開始有了隱隱約約的地擔憂，有一天她可能會離我而去，情斷天涯。

一團陰霾正向我們飄來

我們的畢業實習開始了。我和任藹堂分別在兩個國營商業公司。有一天聽同學中有流言說，他被學院黨委書記雷震宇院長召回學院談話了。在即將畢業的時刻，堂堂的一校之長能把一個沒有背景的學生召回耳提面命，這是幾年來不曾有過的事。很多同學都猜測著，任藹堂的學業成績好，英語很好，這幾年財經院校下馬，經濟人才稀缺，外事部門要從應屆院校中招收一些使館商務工作人員，任的條件符合外事工作人選。

不久，這個流言便被粉碎了。任藹堂在學校被談話后，回實習單位繼續實習時，形容枯稿，面有藜色。

與此同時，陽國庭被秘密逮捕。

陽國庭因為前面所述的日記問題被某同學跟蹤著。

有一天上午陽國庭剛下班，學校雷院長的專車便停在他實習單位。陽被被請到車上，徑直往石佳沖的學院開去。陽在車上感到有些意外，敏感到有什么大事要發生。車一到學校，便有一個保衛干部和一位警察在等著他。并向他宣讀了逮捕令。他們把他帶到他原住的宿舍，搜走了他所有日記。陽國庭一看日記被搜，便知道厄運當頭，沒有再問什么，便順從地上了公安廳的警車，被解押到公安廳的看守所接受審訊。

在公安廳看守所關押近一年之久。當時審訊他的公安人員在出身與社會關系上找不到他的思想反動的階級根源，就說他腦殼后“天生有三根反骨?！?/p>

任藹堂被雷院長召回談話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時，系總支委員、我們的專業老師陳毓麟在實習單位找到我，要我帶好換洗衣服、錢和糧票，回學校去。當時我還不知任藹堂的情況，并沒有太多的擔心。陳是我的授業老師，平常對我的印象不錯，我在路上問陳老師，回學校去做什么，陳在路上說他也不知道。但是陳在路上批評我“跳索皮”。

陳把我交到人事處后就走了。這時人事處長王興正在辦公室，我進去后有十來分鐘他不理我，空氣一時仿佛凝固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辦公室中央，充滿了惶恐不安。后來他忽然抬起頭來，歷聲說道：

“我們叫你回來，你知道是為什么吧？”

“不知道?！蔽倚⌒囊硪淼卣f。

這時王處長一下變了臉，王處長是個對子眼，穿一身褪色的黃軍服。他氣勢洶洶地大發雷霆：

“你好好反省自已的錯誤和罪行，我們已經注意你兩年多了。黨的政策是你應當是知道的！”

王處長在給我這個下馬威時，我只是偷偷地抬頭看了他一下，那雙對子眼閃著不對稱的兩道陰冷的光。讓我打了一個寒噤。

從那一天下午開始，我就被軟禁在財貿學院第二棟一樓的一個房間里寫反省寫交待。

那天下午學生科張炳華科長給我拿來一本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一份文件“十條”、一本材料紙。要我對照學。并且要我好好想想自己在苦日子中的言行，寫出交待。

這是我第一次失去了自由，在爾后的日子里我進出那間房子必須報告，總有一兩個人跟著。

我反省的房間，正對著二層的會計二班的女生宿舍。正好與劉昌黎的房間上下相望。那天下午，我看見劉推開了那扇玻璃窗，于不經意中我們目光相碰。后來她默默佇立在窗戶邊，憂心忡忡地望著我，而我，還沒有意識到即將來臨的險惡，無所謂地對她搖了搖手。

在此后的日子里，當她們宿舍無人時，她便常常站在那里，望著我這個已經完全失去自由人，她那焦急的心情，我們的驚恐、憂傷、失望，便在兩扇窗戶間默默無言地流動著，后來隨著審訊的升級，她的憂心忡忡的影子終于被從那兒驅走，消失了，永遠消失了。

走向深淵

幾天后張炳華科長和一個保衛科的干部來到我的拘禁室。張沒有多少文化，家庭婦女型，以前我看她十分本分，此時說話卻很不通情達理理，而且聲色俱厲。她一進屋就問：

“王，回顧得怎樣了？希望不要擠牙膏。你在1962年裕湘紡織廠參觀實習時說了些什么?你在反革命分子陳鋼家里做了什么?任藹堂都坦白了?！?/p>

我立刻想到了本文前面在裕湘紡織廠參觀時所述的情節。就將當時的情景重復了一遍。

張不信我的話，冷笑著說：“你不要狡辯，當時有同學聽見你對任藹堂喊的是反動口號，又說：“你在陳鋼家里收聽敵臺廣播的事，早在兩年前我們就派班主任查問過你。你應當還記得起來。你們的反動詩刊擺在那里，這不是假的罷！”

我生氣地反駁說，如果當時有同學聽了我呼喊反動口號，他們就會把我扭送公安局。我究竟喊了什么反動口號，在現場的有哪些同學？證據在哪里？

當時我想：我沒有喊什么反動口號，更沒有搞什么反革命活動。如果我真有反革命活動，就應由公安機關偵辦，恐怕就不會拖到今天，即使拖到了今天，也不能由學校越俎代庖，我辦的那兩期詩刊是公開的，而且第一、二期還是在學校文印室油印的，讀刊的人有同學、老師，學校不會不知道，為什么當時不制止，不批評？學校有沒有責任？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置實事與法律不顧而隨意審訊逼供一個無辜的學生，這是違法的。我據理力爭，邊想邊說。張炳華這位院長夫人沒有反駁我，只是威脅我好好回憶，不能對抗運動，不然自己要吃虧。

爾后幾天我一直保持著鋼鐵般的沉默。對辦案人員的輪番“啟發”置之不理。并且我還被告知，未經允許，我不得與外人通信，不得與家里通信，也不準親屬探望，要老實接受隔離審查。

過了兩三天，張炳華帶著一大群人來到我的反省室，中間有系總支的老師、一個保衛科長，大部分人我不認識。他們來勢洶洶。把我圍在屋子中央。那位保衛科的干部一進門還沒說上兩句話，就對我拍桌打椅。

他強硬地說：“王，你態度惡劣，對組織怎么這樣猖獗！”

因為他使用了“猖獗”這個污辱性的詞，我頓感人格倍受傷害，便大義凜然地說：

“你們違法審訊學生，這像什么學校？憲法還要不要？”

張炳華歷聲說道：“你是反動學生，我們再不能對你客氣！”

我也大聲為自己辯解：“你們不講證據，也不落實證據，就定性我為反動學生，讓我不可理解！你們給我看的文件我認真學習了，那上面說要重證據不搞逼供不輕信口供，可是你們卻偏聽信任藹堂所謂交待揭發，說我喊了反動口號，每天逼著我交待“問題”，限制人身自由，這是不講政策！”我又對他們說：“你們還是我的老師，如果是，保護學生就是老師的職責，可是你們不但不保護，還兇神惡煞圍攻，為淵驅魚，把我往敵人那邊趕！”我又說，你們年長受的教育比我多，是長輩，長輩對晚輩要關愛，你們卻無限上綱捕風捉影地整人…..”最后我也禁不住拍桌打椅。

張炳華科長臉都氣白，鳳眼倒豎，說：“你是大學生，我們是大老粗，不會講理論，我們只曉得講事實，你自已掂量吧，這不是開玩笑，你的態度今天最壞，這樣下去對你極為不利?！?/p>

而那位保衛干部則更是直言了當：

“你們班陽國庭的樣子就擺在你面前，你的命運現在還由你自已掌握著。實話實說，我們是在拉你，如果你與組織對抗，我們小指頭輕輕一點，你就進了專政機關，如果你態度誠懇，就可得到組織的寬大處理。今后還可以分配工作，因為你還沒有開除學籍?！悴灰詾樽砸崖斆?，其實你是一個很無知的家伙！”

這位保衛科長罵我“猖獗”，罵我“烏龜”，罵我是一個“無知的家伙”，我知道我在他們眼里已不是一個學生，一個不受法律保護的公民了。我被扔到了即將受到打擊的階級敵人中。

爾后，對我的審查便激烈升級。我的反省室突然添加了一個床位。晚上不準熄燈。那個空床位上每天都有看守者通宵值班，我的皮帶被搜走，一些我不認識的人與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散步。每天晚上全校學生就寢后便會有一群人將我包圍起來不斷地核實“問題”。有一天系總支書記劉劍平來了，他啟發我交待我與任合編的那本該死的詩集《蝕璧譯叢》的“璧”的反動含意：

“王，我讀中學時也同你一樣玩過辦過詩刊的游戲，我也寫了不少革命詩歌，我們那時寫詩是有政治目的，是批判國民黨反動政府?，F在你們是大學生，有政治立埸，我是過來人，你們詩集的‘璧’字的含意瞞得過組織嗎?”

此時我已經有兩晚沒有睡眠了,實在支撐不下去?；桀^昏腦中我就按照他的口授寫了交待；蝕璧譯叢的“璧”是暗喻社會主義的銅墻鐵壁。蝕璧譯叢就是通過辦詩刋腐蝕黨的銅墻鐵壁。並且在交待上摁了指印。

我的最大無知

如前文所述，我確實是一個“無知的家伙”。我最大的無知便是對“地下詩刊”的這句話的份量掂量不足，我所面對的是一級強大的黨委，是一次政治運動，問題一經定性，沒有回天之力，就難于翻案了。此外便是對我國的勞教制度不了解。這個制度是離開司法程序的，要把一個人送去勞動教養，手續簡便到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單位填一張勞教申請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帶走。在“行政處分”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名義下對這些人實行強勞，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這種處罰，一級黨委就可決定。此時我卻呼喊司法程序和尋求法律援助，豈不是令人大牙笑掉？既然我們的詩刊被定性為“地下”，就說明它們是違法的，是反動的，已完全夠追究、處理了。而“打倒教條主義”已被他們歪曲為是“打倒X主席”。我對陳鋼的勸誡被定性為“為反革命分子出謀策劃”，根據以上幾點，至少我已是一個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了。我不知道勞教的大門已向我們敞開，所以張炳華才說得那樣斬釘截鐵。我不得不考慮頑抗下去的后果，一旦開除學藉，今后的出路也將失去。

我的另一個無知，便是后來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聽信了辦案人員的誘導，認為這是搞運動，搞運動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就會矯枉過正，運動后期總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甄別。為了能保住學藉，此后我便采取了一種自殺式的交待，審問我的人怎樣說我就怎樣承認。我隨時隨地在他們要求的材料上不斷地摁著手印。但讓我無可奈何的是，這個甄別來得太遲了，直到十七年以后我黨開始清理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那些逼供出的不實之詞才得以推翻。

這里我想說一下我們在裕湘紡織廠參觀實習時，我那一句“打倒教條主義”的話，是怎樣被逼上梁山的。這句話被任交待、揭發后，學校那幾個搞專案的人如獲至寶。便抓住這個問題不放，展開了縱深突破。一定要我承認當時喊的是反動口號。而后逼供升級，我的反省室不夠大，他們便換在一間小會議室；人不夠多，就把學校團委會的老師也請來了，在那間小會議室我被追逼得手腳痙攣，失望之下，隨后我便掙脫他們，向窗臺奔去，想跳樓一死了之。隨后我便被人抱住，一陣詈罵向我飛來，說我這是耍流氓手段。后來張炳華叫來校醫，打了一針鎮定劑，并勸告說，這么年輕就不要命了，其實你只要交待了，與組織配合了，我們不會處分你，運動一過你照樣分配工作，前途仍然在那里。在無法求助正義、法庭、真相和老師的情況下，為了過這一關，最后我也就只好咬著牙違心承認。但事情不到此為止，辦案人員是想泡制一個反革命集團，接著多次逼我檢舉任藹堂也喊了反動口號。

他們說，既然你對任喊了反動口號，可是卻對你不檢舉，不揭發，達兩年之久，肯定是做賊心虛，當時有同學聽到他也喊了反動口號。

我無可奈何，只好違心畫押，這個違心的承認讓我像錐心一般疼愛。一直以來，我深深敬仰毛主席于心靈深處。這種敬仰來自于我對老人家著作的深度閱讀，對他的詩和書法的深度審美和革命歷史功績的景仰。記得有一天放風時，我在報亭上看到毛主席戴著紅領巾，一群韶山的孩子們圍在他身邊，照片中主席笑得那樣慈祥，孩子們笑得那樣天真！而今我卻被逼成了一個仇視老人家的反革命分子，我突然感到渾身無力，幾乎癱軟下去！后來我每每申辨，推翻這個不實之詞，但劉劍平總是獰笑，說我多次翻案拒不認罪。以后沒有好果子吃！

“ 你這個家伙不老實”

我在那個反省間住了將近一個月。這一月幾乎等于二十年。盡管我后來的態度異常的好，保衛干部們仍對我不放心，唯恐隱瞞了什么重大證據。有一天，系總支書記劉劍平帶著一把老虎鉗和鐵錘走到我的反省間，他一進門便一反常態，不再做出一個皮笑肉不笑的樣子，而是一聲斷喝：

“王！你這個家伙真不老實！你還有問題沒有交待！”

我半天沒有做聲，懷疑是不是還有什么沒交待徹底不如其意?；蛘哂职l現了什么新“線索”。

后來我才知道劉是要搜查我放在學生宿舍的箱子。但我的箱子里放著家里寫給我的一些書信，我極不愿意交出。劉劍平和我一同到了寢室后，我說我沒有鑰匙。他便不由分說地用他帶來的工具撬開我的箱子，拿走了全部書信和幾本日記。

當我再一次回到實習公司參加實習時，那些平時政治上表現進步的同學，接近較多的同學已明顯地對我表示出回避，冷淡。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大多數人都知道了我與任藹堂的情況。我們已經成了同學們身邊的階級敵人。我被監視起來，不準離開集體。我那時還并不知道我以后的結局，就是說，組織上究竟會怎樣處理我。

那天我剛走進公司的大門，就碰見了我們的帶隊實習指導老師，他叫做徐雄。教商業會計的。他看四周沒有同學，就用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說：“要鎮定，要鎮定?！毙煨劾蠋熢巧虡I廳的財會處長，留日學生。平常教書很受同學歡迎。我對他印象較好。在這種時候他能說出這樣一句貼心的同情的話，已經盡了一個老師的最大的責任。

結案

畢業實習快結束時，我又被從實習公司叫回學校。上晚自習的時候，我被一個保衛干部帶到學校五棟的一個房間里。當我進去的時候，里面漆黑一片，似乎連窗子也掛上了幕簾。后來屋子里微微地閃過一縷光亮，我才看清在一張面對我的辦公桌的前面有一張沒有靠背的凳子，那就是我的坐位。我的“罪行”將在這個坐位上從新也是最后核實，如果在回答回題時有前后矛盾的地方，那么我的認罪態度將會大打折扣，這個紕漏又將受到更為嚴格的追問和審查。

后來那個保衛干部走了，門被關上了。屋子里又是一片墨黑，我剛坐定，桌子上一盞強烈的聚光燈亮了，它的光柱對著我的面部，能讓審訊人員觀察我的面部表情，以便從這些面部表情上作出是否老實的心理判斷。

桌子上還有一豆燈光，一個公安廳的警察坐在桌子后面。但我看不清他的樣子，只知道他胸前的桌面上放著一疊厚紙。

“名字？”

“王XX”

“年齡？”

“藉貫？”

整個程序和審訊犯人一模一樣。

“王，你要知道你的問題是很嚴重的，我們正在挽救你，希望你能與我們好好配合?！?/p>

說完，他便提出一個一個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我此前向組織交待過的那些交心材料。它們象一鍋烙餅似地，被翻來覆去地炒了好多次，我已諳熟于胸。關鍵問題還是我在裕湘紡織廠呼反的情節，和怎樣為陳鋼出謀策劃，對這兩個問題那個黑影子盤查得很仔細。

因為來審問我的人這次是個公安干警，因此對陳鋼問題我回答得很有底氣，我說，陳已經被捕了，你們可以去查證，陳的反革命活動我是絕對沒有染指，如果我參加了他的投敵活動，只要鐵證如山，組織上判我死刑我亦無怨無悔。至于裕湘呼反一事，具體經過我已講過多次，如果組織上認定我是呼反，我也咬牙承認。不過請求你們量刑時能仔細考慮具體情節。

這次結案足足搞了兩小時。結束時他對我說：

“好吧，你可以走了?；厝ヒ院?，安心學習?！铱?，你將來可以把這些經歷都寫出來，那可是一部十萬字的小說！”

這次結案把我交給了專政機關，讓我明白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后來我才知道，學院雷院長和系總支書記劉劍力主給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公安機關處理，只是由于證據不充分，而且是“思想問題”被湖南省公安廳拒收了。

此外，就是在最后確定我的處理意見時，系總支的陳毓麟老師和另外一個知識分子委員，一再向黨委提出，王還很年輕，還是保留學籍，作為“反動學生”處理，還有改造好的希望。

今天我寫到這里時，我不由得不對這兩位知識分子黨員老師表示感激！師生畢竟是師生，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批斗的總動員

究竟我們學院在開展一個什么運動，我當時真是不明就里。說是“十條”的“五反”嗎？我對不上號。后來我才知道，張炳華對我所說的“搞運動”，是針對當時高校所謂“反動”學生的。運動文件早在1963年7月下發了。叫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文件說“他們對我的猖狂進攻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了反右斗爭中的極右分子?！薄皩@一小撮政治上反動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對他們進行嚴肅認真處理?！庇谑?，從1963年暑期起，在全國大專院校中開始了清理“反動學生”。同年，在湖南大學，就有王象賢、張方可兩人被送勞教?，F在這個“清理政治上反動學生”的文件乘“四清社教運動”之風在湖南省高校鋪開。

1964年7月的某一天，對我們的公開斗爭開始了。

有一天學生科長張炳華找到我，對我說，過兩天學院將要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現在還給你一次機會，主動交待問題，要求我在全院大會上“放包袱”。

什么是“放包袱”呢？這個說法來源于毛主席的著作“丟掉包袱，輕裝上陣”這篇文章。當時針對四清運動中清理出來的嚴重四不清干部，如果態度好，極積配合，也可以作為反面典型在大會上講用，現身說法，說自已的問題，說自已的痛改前非的態度，通常用要說得涕泗橫流，讓群眾感動。這種人通常能得到一些寬大處理。這就叫做放了包袱。放了包袱以后，就可以輕裝上陣，參加運動，揭發他人了?！胺虐ぁ笨梢越逃罕?，爭取更多的人交待問題。由于我在回校后的審訊中，辦案人員怎樣啟示，我就怎樣交待，一切都按他們的要求。雷院長也想樹一個反面標兵，把運動搞得有聲有色。于是就要我來一個放包袱的表演。

但不幸得得很，我拒絕了。我為什么拒絕？因為他們已經把我推倒在一個獄案里了，至此我已明白我把那些審訊我的打手們當老師看，當長輩對待，當同志對待從而虔誠接受審查真是太天真太幼稚了！這群“老師”原來是群口口口口口口口（以上刪去七字）！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把羊皮也扔了！他們哪里是挽救我，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我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我在審訊中所作的交待，幾乎全是屈服于高壓，要么子虛烏有要么是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我原以為最后還會有一個甄別的過程。哪知竟然是白日做夢！因此，我想的是申辨！是翻案！現在要我在大庭廣眾之中自證有罪，把那些逼供的自殺性的交待，說成是有憑有據的，自然我已不能接受了。我去放所謂“包袱”，便是對黨、對我的師長我的同學所做的欺騙。我不能讓他們傷心失望，我要把一個人的誠實和尊嚴的底線保住。

張炳華科長第二天又找到我，我回應說這事我沒有想好，也永遠不會想好了。我第一次表現出忍無可忍的強硬。張聽了，只是冷笑了一下，說：“你是初生牛牘不怕虎！”。

幾天后全校的師生員工聚集在三食堂。雷院長坐在主席臺上，院領導全部參加了，全場鴉雀無聲。雷院長低沉的聲音在低音音箱里顯得更為陰沉，象魔咒一般在校園里飄去蕩來。他從全國的階級斗爭形勢說到本院。指出在前兩年學生中有不少混亂思想和錯誤言論。但有的問題已不是一般問題了。還有一些極右分子，在困難時期乘機向黨進攻，現在我們要回擊他們。接著他宣布了一個令全院師生吃驚的消息，公安部門在會計系一班已經逮捕了兩名反革命分子，一個是曾谷梁，一個是羊蟈。并摘錄羊蟈的日記說，美國總統肯尼迪被剌死后，他默哀一個禮拜不唱歌，以示哀悼。接著又說，該班問題遠不止此。該班還出現過一個詩刊，如《晚玫瑰》、《詩瓶》、《蝕壁譯從》，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低級的、下流的、反動的地下詩刊。任XX、王XX兩人，通過辦詩刊，聯絡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和偉大領袖，反對三面紅旗，宣揚蘇聯修正主義，為彭德懷翻案。大會開得出奇的短，句句千鈞，是財院成立以來第一次階級斗爭的總動員，一場鋪天蓋地的風暴向我們逼來。

小班批斗（上 ）

從第二天開始，我們班便對我們開始了面對面的“剌刀見紅”的斗爭。先是勒令我們在全班大會上交待問題。然后進行小組會批斗。會議當然是由劉劍平、張炳華主持。還有一些來觀摩的其他班的學生干部。我記得第一天班會批斗時，幾乎沒有什么人發言，很不激烈。因為我們平常在班上不講怪話，最大的問題是不安心專業學習，但那不屬于敵我矛盾。唯一有據的“罪惡”便是那幾期刊物。很多同學都讀過，那上面并沒有什么猖狂進攻，相反還有一些歌功頌德的詩篇。當然還有一些在當時看來是小資體的浮艷文章，但絕不是什么下流低級。至于其他問題，都是我們自已在反省時被逼“交心”的一些認識問題。同學們暫時還沒看到那些文字材料。因此對我們的批斗會幾乎開不起來。

幾十年后，一位還健在的當時的班干部同學告訴我，劉劍為此在會議室召開了一次再動員大會。劉在班會上說，對敵斗爭就是要恨得起來，怎樣才能激發階級仇恨？他舉了他當年搞土改領導農會斗地主富農的經驗。那一年他所領導的那個片上，農民斗一戶地主，由于那戶人家平常很老實，對周圍的農民也很好，要發動群眾去斗他很困難。后來有一天，地主出工干活去了，家里只有一個小女兒煮豬食，一不小心起了火，同族的人還去救火。晚上開群眾大會時他批評了那些救火的人。為了把群眾發動起來，他就在大會上說，那戶地主家起火，其實是自己放的火，地主分子的目的是要燒毀浮財，不甘心讓貧下中農分得勝利果實。經過他一說明，貧下中農很快發動起來了，以后斗地主分田地搞得轟轟烈烈。

張炳華接著也鼓動說，這一階段的對敵斗爭搞完以后接著就是畢業鑒定。對敵斗爭的態度是要進入畢業檔案的，它關系分配工作，態度消極的人要留下來審查。

因為對我們的斗爭有了利益驅動，經這兩位黨的干部一鼓動，同學中的積極分子立即來了情緒，以至在運動中對我們不擇手段的“揭發”，無中生有。

那一天晚上同學們準備到十二點。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艾天秩教授被派到宿舍，親自指導大家寫發言批判發稿。

果然，第二場批斗一開始，同學們一個個對我們橫眉冷對。先是要我任藹堂和站起來，由某同學帶領全班同學呼口號，聲震屋宇，令對面樓上好多正在自習的低年級同學從窗戶中伸出頭來觀望。

幾個積極分子的揭發，是在看了我的“交心”材料以后，作出的發言。不看我的交待他們能揭發什么呢？

“王！”有一個積極分子厲聲對我說：

“你老實交待，你是怎樣攻擊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的？”

我實在想不起來，后來某同學揭發我說，王在學了黨史課《論聯合政府》以后，居然說：“共產黨今天團結你，明天就要革你的命！”

我想了好久，在一片呼叫聲中我終于想起我在我的交心材料中曾寫過這樣的話：

“共產黨今天團結的對象明天就有可能成為革命的對象”，這句話并沒多大的錯誤，因為毛澤東在《正確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中說過，“人民”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但他們批判我是攻擊黨的統一戰線。并把原話在語氣上作了改動。我不服氣。

還有人“揭發”我里通外國，證據是我長期和一個蘇聯女學生通信，并將一首黃色歌曲翻譯給她；再就是宣揚修正主義，翻譯赫魯曉夫的《告蘇聯全體選民宣言書》；歌頌蘇修的宇航員……由于我在審訊中寫了很多很多想法，這些“一閃念”都成了我的“反動思想”。

我們班有一個姓劉的女同學，是一個現役軍官的夫人，畢業期間時一直把一個五歲孩子帶在身邊，那天吃中飯時，這個小男孩忽然跑到任藹堂和我跟前指著我們說，“你們不是媽媽的同學，是反革命分子，我們要斗爭你們！”。

劉在班上成績最差，任藹堂主張大學要搞淘汰制，曾批評過學院不嚴格講究教學質量，不管成績及格與否和學習能力是否勝任，將所有學生一律升級的作法，提出過要學習西方大學的以考試為主的“淘汰制”教育法。這個交待材料公布以后，劉對任痛恨有加，這個女同學自已是個老實得不會說話的人，沒想到今天她竟然唆使自已不懂事的小孩來罵任。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罪狀已羅織得愈來愈多愈來愈嚴重，我的對抗情緒也愈來愈強烈，他們加強了所謂保衛治安措施，通宵達旦有人看守，房門必須打開，窗子必須緊閉，夜晚上百瓦電燈只能開著，但燈泡吊得貼著天花板，美名曰怕我尋短路，實際是進行精神摧殘。小刀、鑰匙搜走了，皮帶、繩子也搜走了，有天晚上我的皮帶掉下來了，便說我是威脅組織……日夜不停的折磨，強大的“攻心戰術”，我們變成了精神失常者。由于通宵不能合一會兒眼睛，腦子像裂開一樣疼痛，七月大熱天，我卻像害瘧疾一樣發抖怕冷。

后來對他們的那套“攻心戰術”已麻木了，最后終于跳出來，走入了一個淡定的境界。既然我人生的角色已經被這場運動定了位，那就一切隨緣吧。批斗中有時我想著想著便禁不住笑了起來。

小班批斗（下）

有一次批斗時我東瞧西望，心不在焉。大組的一個同學指著我，說我態度惡劣。以后，開會時我總帶著一面小鏡子，不時照一照。某同學看見了，呵斥我不接受批判，我回答說，“我照照，監督自已，看自己是不是嚴肅了，因為同學們老說我態度不好?！边@句話惹得全組大笑！

我自以為我的“問題”都交待了。揭不出什么問題來了?？墒怯幸粋€揭發卻讓我膽戰心驚，天旋地轉，汗流浹背，渾身無力。

當時與我同組的維族女同學剪翠華突然站起身，疾言嚴厲色的指著我說：

“王！你還有問題沒有交待！你交待，你和反革命分子陽國庭說過什么反革命言論？”

我與這位已捕的同學平時很少交往，也根本記不起說過什么。

“實在記不起來了?！蔽蚁肓撕镁?，無法回憶。

“哼！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你一天可以記住100個俄語單詞，可是你講過的話你卻裝糊涂記不起?！?/p>

剪與我在一個教室同坐一排兩年。她俄語不好，老是記不住生詞，尤其是那些專業性很強的詞。這些詞字母多音節也多，有一次一篇新課文有五十多個生詞，我大概二十分鐘就基本掌握了，而她一個下午過去了還記不住一個。

此時盡管剪罵我狼心狗肺，但我仍對她心存好感。

那是兩年前過苦日子快結束時期。有一次食堂從自已的魚塘里撈了一些鰱魚。蒸熟后每人發一小條。這時我們已是近兩年沒沾過肉味了。吃鰱魚要小心剌。但我卻耐不住細嚼慢咽，一下便被魚剌卡了喉嚨。弄得那個星期六一上午怏怏不樂無心上課。后來我在衛生科開了張轉帳準備去就近的一家醫院診治。翦得知我是被魚剌卡了后，她說你先別去。要我中午去她寢室，那時她同室的同學都上街了。中午我去了她那兒，他要我斟滿了一大杯水給她，并嚴肅地要我背轉身去，我轉身后只聽見她小聲地念念有詞，完了后，她令我把水一次吞下，說也奇怪，吞水后便霍然而癒。我連說好了！好了！我知道當時民間流傳著這種法術。我便怏求她：“好人！告訴我這方法吧?！边@時翦卻一臉嚴肅，就象今天在批判我一樣，罵道“你別自作多情呵！——告訴你，這件事情不準對別人說，說了不饒你！你走吧！”我討了個沒趣，訕訕地離開了她。我知道，這屬于迷信活動，說出去是要挨批的，但翦卻甘冒風險，讓我覺得她待人忠厚！

想著想著便忍俊不住。覺得世間事多么雷同，現在我又被“魚剌”卡著了。我骨綆在喉，有苦說不得，當年給我化骨的人現在卻把一根要命的刺硬往我喉嚨里插去。誰還能把這塊綆我之骨化去？——只聽剪說：“你嚴肅點！現在你是在接受批判！”

當時她滿臉嗔恨。

“交待！”

“交待！”

“老實交待！”

追問像冰雹般打來。

但我硬是不知說了什么。這時，一個叫熊恢緒的同學激動地站起來，手上拿著一張紙條，那上面抄著一段話，是從陽國庭被查抄的日記本上抄來的。這段話借他人的名義惡毒地詛咒著毛主席。熊同學嚴粛地念著：“‘王’說”，“‘王’又說”。

此時我的周圍充滿了憤怒地“打倒反革分子王XX！”的聲浪。

這里的“王”是我嗎？可能是當時陽國在牢獄里被逼一口供認這就是我。避免了對他的深入追查。

這真是一個魚魯莫辨的混淆！

后來那段話就強行栽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惡攻言論。

公開批判

當劉劍平認為我被徹底批倒后，院黨委便決定召開全院性的公開批判大會了。這都是我始料不及的。那一天早晨朱輔華老師通知我，今天開全院批判大會，要我早飯吃飽些。我以為公開批判大會要對我進行公捕。吃過早飯后，我匆匆寫了一封信給我母親，告訴老人家我犯了錯誤，可能畢不了業，不要指望我了，就當沒有我一樣。這里順便插一段，母親在收到我的信后，我的弟弟向我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這一天，母親正和往常一樣為病人看著病。這時郵遞員老秦又和往常一樣隔一段時間給母親送來一封信。信封上印著《湖南財貿學院》的字樣。大兒子這個假期畢業，母親的眼前充滿著陽光?？赐炅俗詈笠粋€病人，母親撕開信封，此時從信封中驀地一記重拳沖出，把母親的頭臉打得鮮血四濺。母親一時天昏地暗，乾坤旋轉。咚地一下坐到板凳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從此以后我的母親便只上班少吃飯，變成了另一個人。

這個意外事件改寫了母親的命運。改寫了我們家的故事。悲劇的色彩像流水傾瀉而來，母親和弟妹便在這場人禍中掙扎。尤其是母親在這個悲慘的故事里越走越遠，越陷越深。

母親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一個絕不少年老成的男孩子充當主角的。由于少不更事，單純得使人扼腕長嘆。

現在還是說我的故事吧。

八點正，大會正式開始。我是被嚴若厚與兩同學押著進會場的。進場時，嚴同學對我說要把頭低下來，表示有罪。我們都老老實實地低著頭，我和任便一先一后的被押入了會場。此時全院的師生員工已濟濟一堂，會場鴉雀無聲，兩個不懂事的男生被注焦于百雙眼睛。

我和任被勒令坐在臺下的第一排空出的坐位上，為了表示寬大，沒有要我們站著。

臺上坐著雷院長等一干人。雷院長在講話中歷數我們的反動言行。

我們被勒令帶著筆記本，要對批判的發言作記錄以示接受教育。

那些發言的人有本班同學，有學校教授，還有外班同學，他們魚貫而上，都事先寫好了發言稿，這些發言稿都是在馬列主義教研室艾天秩教授的指導和授意下寫成。

讓我最傷心的是一個年輕教師在上面大罵我們的詩刊上的詩寫得狗屁不通。我當即在記錄本寫了“無聊”二字。

讓我最痛心的是硬說我參加了陳鋼的投敵叛國活動，說我們向臺灣國民黨反動派要錢要糧要槍要上山打游擊。我于是又在本子上寫了“冤枉！天大的冤枉！”幾個字。后來坐在我背后的押解我的嚴同學看了，馬上把我的本子送上主席臺，一些積極分子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便不斷向主席臺遞紙條，強烈要求我站起來低頭認罪。

朦朦朧朧不知不覺地一個公開槍斃兩個男孩子的“政治生命”的大會就接近尾聲。而我最關心的是判決結果。我細心的聽著。

雷院長像法官一樣念著對我們的判決詞：

王XX、任XX系我院會計系1960級會級1班學生，兩人在校期間一貫不安心專業學習，放棄思改造，以至發展到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黨的領導、攻擊三面紅旗、創辦地下反動詩刊、勾結反革命分子從事反革命活動的地步，其反動言行極為猖獗，情節極為嚴重。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經廣大師生員工公開批判斗爭后，對其反動言行有了一定認識。根據高等教育部《處理政治上反動學生條例》，給予王、任二人勞動教養二年的行政處分，以觀后效。

出乎意料，我只判了兩年“勞動教養”處分。

聽到這一結果時，臺下發出了一片嘖嘖聲，人們感到驚呀，為什么處理得這樣輕？我也終于明白，所謂“批判從嚴”就是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所謂“處理從寬”，就是在一些被無限夸大的“犯罪證據”上進行所謂寬大。

宣讀完畢，最后的儀式是強令任與我上臺表態。

任那天的穿著比平時要整潔，戴著眼鏡，衣服上白下青，褲腿有挺刮的線條。他講話很有學者氣，我覺得是所有發言者最好的。他說：

“同學們，今天的對我們的大會是一個團結的大會，也是一個斗爭的大會，目的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斗爭，達到新的團結……我誠懇接受批判，決心花幾年的時間在勞動中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回到黨的懷抱里來……”

任的發言受到了雷院長的贊許。這個公式中的兩個團結，遮蔽了那個不為人知的“斗爭”之殘酷無情。任的聲調中洋溢著樂觀和快慰。他的這種快慰是他被斗得體無完膚后得到的。

而我卻是一頭霧水，心中一片空白。我說不出內心話，真話，和很有高度的假話，毋寧不說。

這一天下午，我和任藹堂先后被叫到劉劍平的辦公室。我們的定罪材料已整理成文，還要由我們簽名。當我看完那份材料時，我忽然覺得我已完全失去了氣力，我的背上冒出的冷汗已濕透了衣衫。我第一次感到了絕望！這哪能里是什么從團結的愿望出發！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呵！尤其可惡的是，學校為推脫他們應負的責任，竟將我們的家庭成分篡改為“偽職員”，以之說明我們“犯錯誤”有天生的階級根源。我用無力的手顫抖著在在那份定案材料后面簽了名。那份材料是一個比泰山還重的磐石，是一個沉重的鋼鐵鑄成的鎖枷。我們就這樣被財貿學院送上了苦難的人生大道。

一張殘缺的畢業合影

對我們的處分宣布完以后，學校轟轟烈烈的斗爭氣氛也不再充斥著亢奮。班上的同學在忙著做畢業鑒定，等待著分配工作。我們就象是一對被練過靶子的稻草人，被拋丟在了一個暫時無人看管的角落。

這埸整學生的戲總算降下了帷幕。我們雙雙落水，成為被痛打后的落水狗。又在一起交頭接耳。以至抱團也無人干預。

同學們在忙著分配工作，而我則忙著去農場勞動。任剃了光頭，我也剃了光頭，儼然兩個犯人。為了適應未來的艱苦生活，任藹堂總是邀我練習打赤腳，每天早晨在煤渣上行走。

有一天早上我們正在操場的煤渣上行走，班上的同學們正在不遠的地方照全班畢業合影。我聽到有人問我們是否也參加，劉劍平回答說，我們沒有資格。

這件事讓我傷心極了。幾十年以后，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在湖南財貿學院老校區舉行畢業五十多年的聚會，當我看到會上展示出的當年全班同學的畢業合影時，我又想起了上面這一幕，那上面沒有我們，卻有雷院長、劉劍平、張炳華這些領導端坐其中，這時我已是幾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我真想問問他們的在地之靈，如果我真是你們授予的“反動學生”，你們該是什么？

領導與我們談話

最后一次與我們談話的學校領導是教務處長丁修和學院黨委宣傳部長章懷禮。

章是知識分子，多次參加過對我們的批斗。他戴著一付眼鏡，眼鏡后面閃爍著兩束琢磨不透的眼神，像是吐出的兩片烏云。我們進他辦公室時他指定我們坐在他辦公桌的旁邊。我們還沒有坐下來，他就厲聲批評我們：“年紀輕輕就反黨”“不知天高地厚和死活！”

這時任已坐下來，拿出了隨身攜帶的記錄本和鋼筆。而我卻沒有做任何準備。對比之下，我顯得十分被動。章部長在宣布我的處分時說：

“王，你認罪態度惡劣，情節比任嚴重。本當是要給你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組織上念你還年輕，給你最后一次機會，你勞動教養三年，好好表現吧?！?/p>

這時我才知道我的刑期又被加長了一年。

此時，我瞟了一眼任，他的那張園臉上露出了一絲捉摸得到的笑意。

同時章還表揚任，他指了指任說：“任的情節比你輕一些，但主要是認罪態度好，他在接受公開批判后，端正了立場，主動向黨委表示了改造決心，并從當天開始了寫思想改造日記?！獜慕裉斓膽B度也可以看出，任對領導的談話很重視，他能做記錄，你呢？”章白了我一眼，接著說下去：

“任藹堂勞教兩年?！?/p>

章后來還講了些什么，我幾乎沒法聽。

我感覺頭腦有些發暈，只是模模糊糊地聽章部長說：“……你們在農場勞動時還照樣可以辦詩刊，可以學習。勞動教養嘛，就是教育培養的意思?！?/p>

教務處長是一個老婦人，戴著一付白金框架的眼鏡。丁是一個對我們極富同情心的人。她對我們說她在延安時也經歷一場搶救失足者運動，那時運動搞得很過火，學校中一些青年娃娃被迫“坦白”自己是“特務分子”，錯整了好多干部，連陶鑄也不例外，但后來都一一得到糾正。那時候毛主席很民主，還向被整錯了同志幾次敬禮道歉。

“王，”她說，“討論對你的處分時，原是打算定你為反革命分子的，要是那樣處分就不會是這個結果了。會更麻煩?！迸R行時，她問我們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這本書沒有，語重心長地說，要堅信黨，要經得住考驗。

聽著丁說得有些體貼的話，覺得人間自有真情在，我傷痛的心得到了一些慰藉。

談完了話，我們走出辦公室。這時不知是誰在院子的空坪里燃燒起一堆雄雄的火，火焰把一股濃煙送上了天空，章部長指著那一團火焰讓我有些不可理解地說：“年輕人不要氣餒，你們要好好改造自已，要燃燒自已，不管在什么時候，青春都應當象一把火發光發熱！只有這樣，你們和其他同學一樣才會有光明前途……”

這天下午，一個姓段的人把我們帶到保衛科。段四十來歲人（文革后期因奸污女學生被雙開），瘦削臉，顴骨突出，目光寒冷，是整肅我們的專干。從前他每次找我談話，動員我交待問題時總是帶著一個記錄人員，他啟發我時，我總是覺得我面對的是一條狼，目光像一把銳利的刀，閃現著目空一切，似乎能洞察他人肺腑的傲慢與自信。當我交待不能令他滿意時，這狼便會輕輕抬起前蹄，一腳踢翻我的任何一句申辨，并自負地對我說“從反右到現在，你是我經手的第十多個不痛快的人了?！泵看坞x去時，我的談話被筆錄，臨走時他還要求我簽字、摁手印。

在他們的辦公室他通知我明天就去農場勞教。他對我說“你們現在要抓緊時間做好去農場的準備，還有隱瞞的問題要徹底交待，不要去農場后我們又請你回來！”

我的大學

中卷風風雨雨西洞庭

那個秋天的清晨

一九六四年九月五的清晨，薄明初透，一彎新月高懸在青藍色的天幕上。在岳麓山之陰的石佳沖，湖南財貿學院的校門上還亮著路燈，通向望麓橋的小路上，一輛解放牌卡車已停在那兒很久了。我們將坐這輛車前往湖南省常德縣國營西洞庭湖農場勞動教養。

與我們同行的還有冶金學院、鐵道學院幾名“反動學生”。他們是昨天晚上被集中送到財貿學院的。此時他們已經上了車。我與任是由保衛科的段科長押送。。段科長帶著手槍，在我們后面大聲呵斥道：“怎么慢吞吞地呀，快一點！”。

段科長見人都到齊了，便向我們交待路上的紀律，汽車只會在常德停一下，在那兒吃早飯時不準亂跑，不守紀律或者逃跑，后果自負。

段科長說完，便兀自進了前面的駕駛艙。車上留下冶金學院的一個保衛干部監視我們。

馬達轟鳴起來，我們都沉默著，只有任藹堂望了望天上的月亮，觸景生情地說道：“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還有什么“何枝可依”！別了財院！我來到你這個搖籃，是一場人生誤會，今天離開你也更是一場人生誤會！

不久，校園里響起了廣播，學生們起床了，廣播里唱響了當時的流行歌曲，“馬兒呵，你慢些走呵慢些走，我要把這迷人的景色看個夠”，一個甜蜜的女高音在清秋的校園上空流蕩著，勾人痛楚。

這一刻我想些什么呢？與我同窗四年的同學，都已經奔赴工作崗位了，而我卻要到一個條件艱苦的農場勞教三年、脫胎換骨。青春的三年，是人生中一段多么看好的時光，是一個立人、立業的時段，有多少幸運、機遇和美好！到這時我才覺出石佳沖是一個多么值得珍惜的地方，文學，你他媽個老妖婆！讓我走上一條不該走的歧途。多么大的人生反差呵！我似乎是一顆被擺放顛倒了種子，當我的同學們在春天的土地上綻出綠芽時，我的莖芽卻向地底鉆去，我的軀干只能圍繞著我的身體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之后，靠著自已的堅韌或許能掙扎而出。

汽車離開了校園，進入常長公路后，滿載著一車晦氣在黃塵撲面的道路上無情地飛駛。

這一天除了在石佳沖發出了一個這樣的專車外，在中南礦冶學院、湖南大學，也開出了同樣的專車，總共有三十多人被遣送農場。

二分場九隊

國營西洞庭農場位于古老的八百里洞庭水澤中。沅水、澧水中的泥沙持久經年地在這兒淤積，形成了一片蘆葦叢生的濕地。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勞改犯人在這兒服刑，經過圍墾，便在這片廣袤的沃土上建起了涔旦、西湖等幾個農場。在湖南，人們很容易把西洞庭農場和西湖農場混淆起來。其實前者是國營農場，職工是全民所有制的農民，后者在當時是勞改農場，人員是服刑的罪犯。1957年開始，政治運動一浪接著一浪，省直機關中那些開除留用的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類受行政處分而需要監督勞動的人，或者是記入“另冊”的人，大多都送到這個屬于省農墾局的西洞庭湖國營農場“勞動考察”、“勞動鍛煉”。我們是因“思想反動”送到這里來“勞動教養”的“反動”大學生。

汽車從長沙出發，經過常德城后，在彎曲的沅江河堤上顛簸了五個多小時，于當天傍晚到達西洞庭農場場部。第二天清早段科長便通知我被分配到二分場九隊勞動改造。

這天剛吃過早飯，便有一個皮膚黝黑的中年漢子和一個單瘦的、鑲著金牙的小伙子來領人，他們頭上戴著由箬葉鑲貼的平頂斗笠，還帶著扁擔和挑索，要幫我搬行李(我的行李只有一床棉被，一只裝著換洗衣服和幾本馬、列、毛著作的紙箱。我的書籍離長沙時一齊賣給了古舊書店)。這樣的禮遇使我十分意外，我是一個戴罪之人，當然很知趣的予以謝絕。到了隊上我才知道，中年漢子叫王介凡，隊上的治保委員，是中共黨員；小伙子叫劉炳生，隊上的團支部書記。我被安插在他們生產組，因為這個生產組政治結構好，最適合對我的改造。從總場到二分場九隊相隔不到一里路，到達生產隊的時候，全隊的人都出工了。

我們這個生產隊有兩個居住點，一邊是職工家屬區，一邊是單身漢區和食堂。均是一排排低矮的茅草屋。隊部旁邊緊挨著食堂，食堂前面的空地上豎立著一根高高的杉木旗桿──湖區農村生產隊收工時不敲鐘，因為那些廢鋼廢鐵全部在1958年煉成了“超英趕美”的“鋼錠”，現在只好用升旗來發出收工信號。當我把行李放進宿舍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這茅屋是那樣幽暗、陰森。那屋子的墻壁是用蘆葦桿糊著一層摻和著牛糞的黃泥巴構成，窗戶是農工們用鐮刀挖割的方形小孔，在上面蒙上一層微微透光的塑料薄膜。這茅草房和學校寬敞明亮的高樓大廈相比，已經低了若干檔次。當初在學校反省時，我被那日夜不斷的車輪審訊和大小批斗磨得精疲力竭，我盼望解脫，盼望快去農場?，F在已經到了農場，新的生活即將開始，撫今憶昔，心上卻又蒙上了一層悲涼。我將在這片茅屋坐落的土地上度過一千零八十個日日夜夜，一千零八十個日夜以后的結局不可測。對于我這樣一個“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的人，我不知我應建立怎樣的精神支柱來度過這段苦難的韶華歲月。

押送我來農場的段科長見我一臉愁云，為了穩定我，矯情地做出一副對“給出路”的無限親切姿態：他忙不迭的替我安放床鋪，收拾和打掃著屋角旮旯，還不失親切地說：“你要在這里安心鍛煉，改造思想，你不就是那么個問題嘛，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呵，前途還是光明的呵！”

亮相

當那面在風吹雨打中褪了色的旗幟升上半空的時候，農工們漸漸回來吃中飯了。有幾個人煞有介事地在我宿舍門口探頭探腦，想搶先看一看這些傳聞已久的“反動”大學生是何等模樣。我不置可否地坐在床沿上，等待著在群眾大會上出臺亮相。不久從隊部那邊有一個人用土喇叭不斷地吆喝著：“今天中午開群眾大會！”這個隊沒有五類分子，土喇叭強調說：“所有的人都必須參加?！?/p>

段科長笑瞇瞇地對我說：“你去開會吧，和群眾見見面?！?/p>

會場在隊部。那是一棟寬大的稻草房。它的兩旁住著生產隊長和支部書記。當段科長把我送進隊部會議室的時候，會場中已席地擠滿了男女職工。他們嘻笑著、打鬧著，講著桃源、益陽、沅江等地的方言，人人的皮膚和面孔都被曬得黑黝黝的。見人到得差不多了，喊喇叭的人──隊上的薛支書宣布開會。

薛支書看上去約莫三十出頭，穿著四個荷包的士林布黑衣服，眼睛明亮，臉不像農工那樣黝黑，蓄著一邊梳的頭發。他先安排了明天的生產，接著便強調“階級斗爭”，批評有些農工下港子捉魚改善生活是搞資本主義，接著又說：“我們隊來了一個犯錯誤的同志，哦，一個新人，是湖南財貿學院的大學生，要到我們隊上勞動，接受群眾教育?！甭犓闹v話，我便知道這里還沒有開展“四清”運動，這個農民出身的生產隊的領導人還不清楚未來“四清運動”的嚴峻形勢，否則就不會在這個“歡迎儀式”上如此地對我輕描淡寫，稱我為“大學生”。但他的態度卻很嚴肅，望著他臉上并不顯得和藹的肌肉，我心中頓生一陣懼怕。最后他說：“請省里來的領導段同志做指示?！?/p>

段科長從我身邊站起來，走上講臺。他微笑著，向農工們揮一揮手說：“工友們辛苦了！”接著命令我站起來，面孔霎時布滿了肅殺的秋霜。只聽見他嚴厲地說道：“他叫王XX，現年二十一歲，是我院社教運動中清理出來的反動學生?！碑斔f到“反動學生”四個字時，他故意停了下來。這時會場剎時安靜下來。

“你們知道什么是反動學生嗎？”當那些農工們把眼光投注于我的時候，段科長接著說：“反動學生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不是下放勞動，而是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就是管制生產。表現不好，還要加刑?！苯又伪銡v數我的罪行，他說：“他的罪惡很多，一是辦挺進報，搞地下刊物，妄圖推翻共產黨；二是收聽敵臺廣播，與特務勾結，企圖與蔣匪聯系，上山打游擊。他是一個渾身有毒的人，按他的罪惡已經夠槍斃了！你們今后要擦亮眼睛，監視他，管制他。只許老老實實勞動，不許亂說亂動，從今天起，他要離隊外出，必須向治安委員請假……”

我屈辱地站在會場中央，聽憑段科長惡毒地、變本加厲地傾瀉著那些不實之詞。在學校公開批判時，雷院長還只是說我是“反動學生”，而現在段科長為了讓這些樸素的群眾與我劃清界限，竟又將我繪聲繪影地描述成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

段科長停了一下，接下來補充說：

“我們現在不槍斃他，是對他的寬大。黨的政策就是給出路，不把人一棍子打死！”

聽完段科長這些說詞，我才弄清楚我在反省期間常聽到的“不把人一棍子打死”這句話的含意。我今天落到如此地步，確實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是今天一棍子，明天一棍子被慢慢置于死地。昨天我還是“反動學生”，今天就變成了一個罪該槍斃的人！這第二棍比第一棍的殺傷力大多了！

這個屈辱的場面令我終身難忘。在著名小說《簡愛》中，簡被送到教養院去的時候，其亮相的場面與我此時的景況何其相似！

第一個勞動日

我來農場第一天勞動的早晨，隊上的保管員按農工待遇發給我一件棕蓑衣和一把鋤頭，另外還有一根竹扁擔。那天清晨，王介凡分配我跟一個叫老丘的人去種灰蘿卜。后來我才知道老丘名字叫丘家棟，是個復員軍人。隊上的人都叫他丘老師。實際上他只是隊上紅專夜校的老師。在隊上是和會計、統計一樣有初中文化的農工。在農場這個很基層的生產隊，當時有文化的人極少。

丘老師很樂意帶我與他一齊勞動。他把我帶到田里，那是一片已經翻耕的田地，犁坯子已經被秋天的太陽曬得發白，烤得焦焦的。

“我們今天的任務便是將這些犁坯砸碎?！鼻鹄蠋熣f。

說完，我便跟著他用鋤頭砸起犁坯來。碎土的時候，丘幾次停下來，看我握鋤的姿勢。他說耪土的時候，手一定要把鋤頭把子握得緊緊的，這樣手就不會打起血泡。

我想勞教的頭一天，應留下一個好的印象。要是把第一個印象弄壞了，以后要改變它，就要花很大力氣。我希望好好干下去，爭取提前解除勞教。這個動機驅使我干得很緊張很賣力。我脫去上衣，也學著丘老師的樣子，光著身子。感覺到秋天的陽光像一把梳子在我的皮膚上撫摩著，慢慢便有些灼痛起來。時間過得很快，不久我們就把那片土整理了一大半。丘似乎看出了我在勞動時的不自然和緊張，他對我說：

“小王，你來農場勞動不是一天、兩天，不要著急，慢慢地干，以后習慣了，就很自然了。也不要有思想顧慮，勞動態度要好。你們雖然帶著處分，但我們這里不是勞改農場。你主要是改造思想，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以前還有幾個省里犯了錯誤的大干部也下放到我們生產隊，隊上也不要求他們做多少事，后來時間一到還不就回去了?！闭f完，他把鋤頭放下，坐在鋤頭把上歇氣、抽煙。我也隨他一道坐下來。

丘的話讓我覺得我們目前的這種勞教處分，似乎和公安勞教還是有些不同。他的沒有敵意的親切態度，讓我有了一種希望和輕松感覺。

第一天的勞動不算累。我的手上沒有起血泡，但是指根下開始有了一層亮亮的繭。我天真的認為，一個反動學生在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上邁開了第一步。

當太陽西落時，我覺得我生命中黑暗的日子似乎并不是想像的那樣不堪。我自我安慰，三年的勞教會像今天一樣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逝去。

農場的夜晚寂靜得很。我和團支部書記劉炳生同住在一個房間，他抽著一張用廢報紙卷起的喇叭筒煙卷，看著我在煤油燈下擬草一份《勞動改造計劃》,寫第一天的“勞動改造日記”。他嘆息著：“干部、學生犯了錯誤就下放到我們農場來搞勞動，我們卻是一輩子在農場勞動?！庇謫栁掖髮W畢業后的工資是多少，我告訴他第一年四十三元，轉正后五十三元。他聽了惋惜地嘆了口氣：“你何解要收聽敵臺廣播，上山打游擊哪?這不是放著舒服的日子不過，霸蠻要到農場里來日曬雨淋。農場苦得很哪！”

對于“打游擊”的不實之詞，在校時我就多次申辯過，結果每次都以認罪態度惡劣，妄圖翻案而告終。如果我現在仍然說出事情的真象，我今后的勞動就會因拒不認罪而付之東流，今后不但不能安排工作，還要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夾緊尾巴才能進入角色

初秋的西洞庭湖區，白天炎熱，夜間涼爽。那一望無涯的田野，被筆直的綠樹成蔭的機耕道縱橫交錯地分割成一片片整齊方正的農作區。這是一段農活暫時清閑的時間，一大清早農工們就吃了早飯，悠閑地在屋檐下“嗬嗬”地磨著鋤頭，準備去薅田埂?；鸺t的太陽不知不覺地升到半空，藍湛湛的天空下，明媚的陽光把田野里一望無涯的晚稻輝映得金光燦燦，沉甸甸的稻穗隨風搖曳著，涌向遙遠的天邊。勞動的時候，放眼望去，田野里似乎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在勞作，白色的水鳥不時滑翔到田埂間歇息。農場里每個勞動力平均約耕作三十畝土地，我們分散在這樣廣闊的勞動空間里，有較大的自由。生產隊沒有要求我完成勞動定額，我的工資叫做“生活費”，每月21.25元，相當于一個一級農工的工資。生產組的人對我十分寬厚，似乎只要我跟著出工就行。而且總把我安排在婦女中干活。然而我總想表現好一些，仍然竭盡全力完成定額。一天下來，雖然肌肉酸痛，但味口卻特別香。晚上，我沒有任何會議可以參加，便在煤油燈下讀書，研讀毛澤東的四卷選集。但看不到幾頁就覺得眼皮子打架，一倒上床，睜開眼，便是新的一天開始了！

這種和農工們一樣的少有拘束的勞動，使我批被批斗得流血的心得到了休整。出工的候，我常常帶著一瓶水、一本俄語詞典。心情好的時候還要在稻浪中無憂無慮地引吭一曲《伏爾加船夫曲》。

農場沒有什么文化生活。有一天一個花鼓戲劇團來農場演出，晚飯后劉炳生邀我去農場俱樂部看節目，并強調說是革命戲《箭桿河邊》。由于宣傳部門冠以“革命”二字，看這些戲就成了每個人的政治任務，不積極去觀看，就被看成是不能自覺地接受思想教育而在政治上消極落后甚或反動。我接受大學時辦詩刊的教訓。那天收工后我雖感到很勞累了，但一聽說是革命戲劇，卻不敢逃避。洗澡后我便跟著治安委員王介凡和劉炳生去了農場俱樂部。

其實這出戲我在長沙讀書時早已領略過了。它把土地革命時期暴風驟雨般的階級斗爭不恰當地搬到了六十年代的農村，是為宣傳“念念不忘階級斗爭”這一政治口號服務的。這種戲劇在情節上公式化，戲中的人物嚴格說，不是人物，是當時“左”的思潮倫理道德規范的化身，只要看過一次再碰上它簡直就味同嚼蠟，那種令我無法接受的唱詞和演技，沒多久就撩起了我陣陣睡意。后來，我借故上廁所，便離開了劇場，徑直回到生產隊宿舍，迫不及待地上床，一覺睡到旭日東升。

我的不辭而去，給治安委員和團支部書記帶來一場虛驚。他倆看完了戲還不見我的蹤影時便驚疑起來，想起了段科長說我是個罪該槍斃的反動學生，想起了劇中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和抗拒改造，竟以為我逃跑了，于是就立即報告給分場、總場保衛部門，派出民兵四處搜尋。最后找到宿舍，見我在蚊帳中酣然大睡，也沒喊醒我，才如釋重負地走了。

幾天后生產隊開群眾大會，治保委員要我去參加。支部書記薛守田沒有點名的批評了這件事，說有人只愛看風花雪月，才子佳人，不接受革命戲劇的教育，在學校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不重視思想改造……

散會后劉炳生對我說：“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工人身上不要緊，可是對你們這些犯過錯誤的知識分子來說，人家就不這樣看了，要夾緊尾巴做人呵！”

劉炳生的話給了我很深的啟示。記得那天我在改造日記中寫道：“我要牢記我是來改造的，是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睆倪@以后，我便經常提醒自己，我已經從一個大學生淪為一個被群眾監督的罪犯了。我早出工，遲收工，還替隊上打掃公共廁所。我的行動逐漸得到了農工們的同情，我和農工們的關系漸漸融洽起來。群眾避開了“反動學生”、“勞動教養”這些可怕的稱呼，他們稱我為“大學生”，把“勞動教養”改成了“勞動鍛煉”。

薛支書說，我和下放干部一樣

有一天收工后，薛守田找到我，要我準備一下，明天早晨出工前，給大家教唱革命歌曲。

這是我在農場的勞教生涯中第一件難忘的事。

那是一個晴朗的秋天的清早，颯颯的秋風給湖區帶來了一陣寒涼，全隊的農工們齊坐在隊部前的禾場上，很嚴肅也很認真接受我這個大學生的教習。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是文盲，也許是頭一次接受音樂教育。而我卻是以一個罪人的身份來做這件事的。颯颯的秋風使我有一種時耶命耶的悲涼感。

我教的那首歌是當時一首很普及的紅歌《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進行曲高昂的調式和豪情的歌詞使人振奮。我教完歌后，生產隊長——一個當過解放軍士兵的人——指揮民兵們開始了隊形操練。

農工踏著節拍列隊齊步走著，嘹亮的歌聲在清秋的禾場上空回蕩。我站在禾場旁，生起了一片蒼桑之感，眼前浮動著國慶節一幕幕的隆重場面。在共和國華誕的那天，一隊隊系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跳躍歡騰，一群群身穿絢麗衣裙的少數民族姑娘載歌載舞，一輛輛裝飾著絢麗鮮花的花車被人們簇擁，讓我依稀回憶起自已曾是一個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少先隊員時的興奮心情，想到如今我又成為一個紅旗下的罪犯，思潮起伏，千言萬語涌上心頭，竟難以移步了！

這次教歌拉近了我和農工們的距離。我的生命似乎接通了勞動教養和工農群眾接合在一起的曲折邏輯。

后來，我向支部書記薛守田匯報思想改造情況時，他鼓勵我說：“你們和下放干部一樣，好好干，鍛煉幾年還是要上去的，不要背包袱！”

我逐漸習慣了這種強制改造，為了杜絕抵觸情緒我常常反思：自己雖不像是定案材料中寫的那樣十惡不赦，但終究還是有資產階級思想嘛。既然毛澤東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講話中，強調他們這些革命領袖都需要改造，當然我就更要強迫改造了。雖然冤屈，但這畢竟是個寶貴的磨煉機會呀！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修養》中不是引述過“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話嗎？我像阿Ｑ一樣自己寬慰和麻痹著自己。

就這樣，我的勞教生活過去了一月。我在那本《三年早知道》的日歷上為每一個逝去的日子劃了一把斜杠。有時候我呆呆地端詳著手中的這本日歷，感覺到那未來的每一天都是一個迷茫的問號。時間的腳步走得多么緩慢！

過去了的這一個月總體來說，日子并不難熬。因為我是在一個國營農場的農工中生活，沒有高墻和武裝警察把守，似乎連語言暴力也沒有發生過。由于生產隊的領導人對我的寬松，除了進出生產隊需向治安員口頭請假外并無其它管制。我的心態也還不錯，我就覺得真是和下放勞動差不多。

在這種自我麻醉中，白天出工時我都帶著毛澤東選集以便休息時學習，夜晚也不早睡，總在燈下閱讀毛主席和劉少奇主席的著作。

但我始終不能忘記自已是一個無罪的人。有一天，我在田邊哼成一首《如夢令》·思想改造：

日日立新破舊，四卷不曾離手。必欲做新人，艱苦三年奮斗！奮斗！奮斗！定要專深紅透。

令我感動的陳書記

不覺間已過去了一個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讀書，治安委員王介凡來到我們宿舍通知我，要我第二天到場部開會。這令我十分高興，我把這一次開會當做了一次聚會。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場部。會場在場部的俱樂部，就是劉炳生帶我看《箭桿河邊》的那個劇院。開會的時候，會場十分冷寂。我數了一下勞教學生，共有三十多人。在會場里我看見在我們中有兩位年紀比較大一些的，會后才知道，那兩位是1959級湖南大學的學生，1963年畢業時，被送到株洲的一個叫什么“新生機械廠”的勞改工廠勞教了一年，新近隨著我們的到來也轉到農場來了。湖南省的高?！扒宸础边\動起始于他們那一屆，至1964、1965年全面鋪開。我們這支隊伍的人數便會越來越多。因為每年都有新生加入，而解除處分的人幾乎很少。粗略計算一下，如果按每年劃三十個勞教學生的增長額，到我刑期屆滿時，隊伍將會擴大到100多人！

去開會時，我覺得這是我來農場的第一個休息日，我換了一身干干凈凈的衣服。后來我發覺我真是一個不知死活的人，因為這三十多人中唯獨我穿著一身整齊干凈淺黃的青年服，絲毫不像個勞教人員樣子。而其他同學都摘了眼鏡，脫了學生服，面容慘淡，穿著破舊衣裳，有的人仿佛是才出工回來，勞動服都來不及換，沾滿了田泥。不少人帶了改造日記本和毛澤東著作選讀，顯現出改造的積極性很高。我意識到，我今天的穿著儀表，是一個可怕的錯誤?？纯磁_上，有一個會議主持人（會后知道他是湖南大學派來視察的政治干部）正對教育廳來的人對我指指點點。我便有些緊張。

至到農場的黨委陳書記講話時我才認真聽了一下。

陳是一個瘦個子，不高，穿一身褪色的黃軍服。

“同學們！”陳書記說，“你們來農場勞動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想大家正在適應這里的勞動生活，在這段時間據群眾反映，大家的表現還是不錯的，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只要能改就好了。但是像你們所犯的錯誤就很不應該了，想想看，你們都是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都是黨和人民的血汗哺育你們?？墒悄銈儏s走到了一條錯誤的路上，一條不應走的路，這是多么令人痛心。但是黨和人民還是沒有拋棄你們，想相看，為什么不把你們送到勞改農場去，而是來到我們這個國營農場，這就是相信和期望你們能改過自新，接受貧下中農教育，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這是和公安勞教很不相同的……”

陳書記的講話語氣一直很緩和?？偸怯猛瑢W們來稱呼我們。

他在講話中還提到了一個叫做陳正甫的同學。陳是湖南大學化工系畢業的。來時身體就很虛弱，半個月前就患了肝膿腫，后來送到農場醫院做了穿剌，還需要輸血。當時他們隊上的農工紛紛報名給他獻血?，F在陳已經恢復得很好了，正在醫院后續治療。

陳書記接下來說：“這件事說明了黨和廣大貧下中農并沒有因為同學們犯了錯誤就置之不顧，就嫌棄大家，這充分體現了貧下中農的寬闊胸襟，希望大家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努力改造自已，脫胎換骨?！?/p>

陳仿佛是個詩人，最后他激情地說：“大家不要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期望，要讓貧下中農的鮮血真正流注到你們的政治生命中！”

陳的講話使我熱血沸騰。我認為不管我有沒有錯誤，我都應當在這里安心勞動，抓住這個機會好好鍛煉自己，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

陳的講話，使我覺得這是一次規格很高的思想改造的動員大會。因為農場里四類分子開會通常都是由治保員訓話。而我們這批“反動學生”卻是由農場的最高領導人做思想工作，這使我又多了一層欣慰。

有五人勞動考察

這三十多人中有“勞動考察”五人：他們分別來自鐵道學院、湖南大學、中南礦冶學院和湖南師范學院。其余均為勞教?！皠趧涌疾臁钡娜吮任覀兠吭律钯M多一些，解除處分后作為干部分配；而勞教的則只能作為工人分配在大集體企業。但都一視同仁地須接受強迫勞動。

在勞動考察的人中有兩個讓我記憶猶新的人：王熙仁屬于二勞改。他年齡偏大，遠在1956年就考入了大學，不幸沒有跨過黑色的1957年而被劃為學生右派，放在大通湖農場監督勞動。期滿后召回學校續讀。到了1964年大學畢業時，從新淪為反動學生，受到勞動考察三年的處分。

許烈武是廣東農村的一個貧下中農家庭的子弟。他在與我鄰近的三分場十二隊勞動。許來時有嚴重肝炎，他被安排在生產隊的牛棚里看牛。有一天我在與他隊相鄰的邊界地鋤田干時看見他正牧著一大群水牛，許手持一根竹杖戴著一個斗笠站在小堤上。那種形像讓我想起了蘇武牧羊。我便主動地與他打招呼。我問許是因為什么事來勞動的。許見四周沒有農工勞動，便簡單地說了一下。許說話很謹慎：

“我真是不應該犯下這樣的錯誤，我真地從內心感到對不起黨對我的培養，對不起包括我父母在內的貧下中農，我來農場勞動是黨對我的挽救……”

許告訴我，他的問題發生在1961年那段缺糧食少油少菜的“苦日子”期間。在六二年的饑饉日子里當時學生的口糧不夠，不少同學因為受不住寒冷和饑餓的折磨，患了水腫病。眼看著同學們個個住進了“營養食堂”，系里面的那個黨支部書記還在一味地減少學生糧食指標,鼓吹糧食問題實際是思想問題,要求同學們放減少口糧指標的衛星。許對此極為不滿，便匿名寫信給國務院，要求改善學生生活，保證學生健康。不久省公安廳對這封信進行了專案調查，終于找到了這位寫匿名信的人，由于反映情況屬實，許根正苗紅，此事當時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予追究。同時國務院還責成有關部門為湖南省高校學生增加糧食定量。但到了1964年學院清查反動學生時又老帳新算，許畢業時被定為反動學生，公開批判后，領罰勞動考察三年。

我覺得許和自已一樣不能看作是反動學生，而是一個講了一些真話的熱血青年，覺察得出，他的那些“認罪”“挽救”言詞已經成為我們這類人的專業用語，是些無可奈何、言不由衷的話，不強迫自己說這些話，就永遠是認罪態度不好，過不了勞改關。

詩意生活遭到毀滅性打擊

這一年的10月份，中央發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斗爭問題的指示》，這個報告重點是奪權，經劉少奇起草中央指示和毛澤東簽發后在全國掀起了奪權運動。此外中央還發了“前十條”和“后十條”等一系列文件。一個七、八百人的省委社會主義教育分團

進駐了西洞庭農場，一場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在農場掀起，到處都用石灰水在墻壁上刷寫著“揭階級斗爭蓋子”、“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口號。并用十分醒目的標語向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其他危險分子”提出嚴歷的警告。整個農場籠罩著一層山雨欲來、天昏地暗的恐怖氣氛。從農場的機關干部到生產隊的隊干，還有那些出身不好的職工都感到緊張或惶恐不安。

有一天收工以后，我正在宿舍里讀毛著，忽然王介凡帶著一個講廣東話的人嚴肅地把我從宿舍里叫出去，王介凡向我說這是農場的保衛科的古科長。古科長對我歷聲問道：

“你就是反動學生王XX嗎？”

“是，我是由湖南財貿學院送來勞教的?！蔽夜Ь从謶B度老實地說。

古說話的時候廣東音很濃，他面部少肉。由于職業原因講話時顯出特別的兇狠，歪著頭。古的這種態度著實讓我感到有些意外。

“你必須老老實實改造，如果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我們將把你送到勞改農場去！你聽清楚了吧？”

“我從前的問題已經做了組織結論。我不是反革命分子。來農場后一直安心改造呀?！?/p>

“你從前的問題我不管，我是指現在?！?/p>

他接下去說：

“你不要不老實，現在是運動時期?！?/p>

古說完這些話，只是對王介凡打了下招呼，就匆匆忙忙向毗鄰的三分場子八隊走去。我估計他是去口頭警告那位姓許的反動學生了。

不久，我們這個生產隊駐扎了一支十七人組成的社教工作隊，這些人都是從外單位抽調來的機關干部，政治學徒

。他們來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貧下中農中扎根串聯，強化階級斗爭，把所有的隊干部統統打倒。其中有個被稱為張隊長的人,進了生產隊以后,先召開了一個貧下中農大會,問了一下情況,然后來到支部書記薛守田的家里。跟薛守田談了一會兒話，又在屋里屋外打了幾個轉。

薛守田貧農出身，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農會主席。農場第一屆省勞模，來農場后一直擔任隊上的黨支部書記。他家住在隊部辦公室旁邊的兩間稻草房子里，屋子里掛了幾塊臘肉，掛著兩條風干魚，這是前不久食堂分給大家的。隊上的農工包括我這樣的單身漢都有，絲毫不足為奇。這位張隊長晚上便召開貧下中農大會，下結論說：“這個薛守田是個貪污盜竊分子，他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戴著支部書記的面具，表面上積極走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卻與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那個反動學生經常往他家里跑，就說明了問題。他多吃多占，你看他家里掛的那些臘肉吧。他對群眾進行壓迫打罵。他當了支部書記發了財，又拿五級農工工資（每月五十來元），成了全隊的首富。一眼就可以斷定他是個階級異已分子，你們清查他吧，不會錯的?！庇谑窃趶堦犻L講了這一番話后，駐隊的工作組立刻行動起來，匆匆忙忙地拼湊了薛守田的“十大罪狀”，把他確定為斗爭的重點對象并停止支部書記職務，“掛到”了“樓”

上去。同時還發動貧下中農揭發所有隊干部的“四不清”問題；對地富反壞右分子開展對敵斗爭。我們這個隊沒有四類分子，找不到對敵斗爭的活靶子，于是那幾個地富出身的農工，我這個“反動學生”、“擱”在樓上的隊干部便成了隊上的“一小撮”階級異己分子，而我這個被勞動教養著的“反動學生”更成了四清工作組虎視眈眈的對象。

我那“書鋤不曾離手”的詩意生活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我頭上的兩顆剋星

我在生產隊人際關系的惡化，首先是從我所在的生產組開始的。

我們生產組有個貧農“根子

”，此人粗識文字，但二流子習氣卻很嚴重，以前常因為不遵守勞動紀律受到隊上的批評。我來到生產隊后，他經常向我借錢，而每次借錢給他時，他都酸溜溜地說“要好好靠攏貧下中農”，我借給他的錢常常是“黃鶴一去不復返”，開始我還以為他是健忘，后來次數一多我便發覺他是在對我進行勒索，后來我便不再借錢給他，他對此耿耿于懷。四清工作隊進駐以后，他空前活躍起來，成為四清工作隊串聯的對象，扎根對象，后來他又進了四清工作隊辦的骨干學習班，成了全隊火紅的“根子”。一霎時，田間、曬谷場、食堂、大小會議上都可聽見他哇啦哇啦的聲音。他四處揚言支部書記薛守田和治安委員王介凡與我劃不清界限，對我“嬌生慣養”，不給重活干。

我在生產組的另一個剋星是一個叫做杜家銀的老農工。這個人年紀很大，約莫四十來歲。愛穿一身灰色的干部服。在生產隊是一個受到特殊照顧的農工。和我一樣從不干重活，我們經常和那些婦女們做點輕事。我來場時他一直對我很和善。我們都是吃食堂。有時他炒點肉喝杯小酒也要叫我。四清工作隊來了以后，認為他是一個變懶的黨員，想把他教育一下。便安排他去踩人力打谷機，這是大收時最累人的活兒，他卻仍賴著不聽分配。這時我已經主動地在打谷機上干了幾天了，大家認為我比他還能吃苦耐勞。有一天晚上開班組生產會的時候，一個姓魏的副隊長來到我們組，我沒有資格開會，在床上睡覺。朦朧中我聽得魏副隊長說；

“王湘平從來沒干過農活，他也做得很好，你為什么就不能干？”

“他是來勞動教養呀！”杜反駁他。

魏繞開了勞動教養這個問題。很強硬地說：“現在是大收時節，搶收第一，你是共產黨員，要帶頭。不能做懶漢?！?/p>

第二天杜便怏怏不樂地上了打谷機，他確實是一個不會勞動的人，手腳很不靈便，當我們把打谷機踩得飛轉的時候，他的腳不能適時踩上踏板而引起同伴的嘲笑和催喊。從這一天起，杜便把他的滿腔怒火發泄到我的身上。他像犯人一樣怒目著我。我莫明其妙地問他，究竟是什么事情得罪了他時，他會威脅我說：

“跟你講硬的，你要和我對著干，你一輩子都別想出農場！”

我才知道，是因為我上了打谷機才遷怒于我。

由于我來農場勞動不久，學生氣未能全部磨去，又缺乏生產技能，干活時常有不周到的地方，這時只要“根子”和杜家銀在場，我便會受到他們莫名其妙的謾罵。四清工作隊禁止我到食堂廚房去幫廚（警惕我放毒），而“根子”又禁止我去曬谷坪干活，認為倉庫是隊上的重地。有幾次生產組派我去曬谷，都被根子趕回來。我在生產隊成了魯迅先生在《祝?！防飳懙南榱稚?，隨時都可以聽到“祥林嫂，你放下吧”那冷酷的聲音。

所幸的是，沒幾天杜家銀便調到了另一個生產組去了。

我要求去勞改農場

搶收晚稻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生產組已由“根子”掌了權。有一天收工后我被派去干黃豆脫粒。這種活兒勞動強度極大，還要熬夜。從前都是派壯實勞力去干，而且只干半個班就休息一個白天，現在這種活兒成份好的派不動，只好由地富子弟、我和幾個“四不清”干部包著。

湖區深秋的夜晚沁冷寒涼。幾百畝旱地上被刈翻的黃豆桿曬干后，又收攏來碼成了垛，在朦朧的夜色中宛如一棟棟的草屋。一架巨大的聯合收割機爬行了一個下午，終于才從機耕隊到達工作地，它宛如一座恐龍似地趴在地上，那照明燈亮著疲憊的黃光，馬達轟鳴著，推動著飛輪，發出令人不安的“哐嘡哐嘡”聲。我們幾個人按照折垛、遞送、喂料等工序組成了一條流水作業線，不停頓地揮舞著揚叉，將一捆捆豆桿子喂給這條鐵龍去吞吐、消化、再嘩嘩地排出豆粒來。整個脫粒場上灰絮漫空，我們用毛巾蒙著頭，蓋著口鼻。那位機手似乎早就知道了我們這些人的底細，將機器一開動就閃到稻草摞子里打瞌睡去了，我們是“異已分子”，沒有夜餐供應，也沒有工間休息，只有我們叫喚機手給水箱加水的時候，我們才能歇一口氣。我們的勞動節奏完全為高速運轉的機器所駕馭，我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的描述：“人成了機械的奴隸”。我們整整地干了一個通宵，拂曉才回到宿舍，我澡也不想洗，便一頭倒上了床。

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過了多久，我忽然被人叫醒。睜眼一看，原來是那位四清工作隊的張隊長，只聽他惡狠狠地說；“大忙季節，大家都在出工，你怎么在這里睡覺！”我原本還想辨解一下，但我又意識到在這階級斗爭被搞得劍拔弩張的時刻，講多了只會招致改造態度惡劣的罪名，對這樣的冷血動物只有逆來順受。我趕忙爬起來，擔起籮筐，帶上鐮刀，急忙向田野走去。

秋末的陽光明媚而又有些溫暖。雖然我受到了呵斥，但我仍然有一種感受這洞庭原野秋天的豐姿和繁忙的心情?！皝y云飛渡仍從容”、“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巍然不動”，我天真地朗誦著這些詩句來平穩心態。當我來到我們生產組田地的時候，我卻看到那位“根子”我必須接受其教育的人，趁著農工們送谷子去曬場的機會，正扭著一個女人在打谷機后面的一堆稻草把子上翻滾著。那年輕的女人使勁地抗爭，拼命的叫著，她的上衣已被“根子”扯開，露出對白花花的奶子。這個女人是我們生產隊一個地富子弟的老婆。他男人姓戴，一個老老實實的農工?！案印甭犚娪腥藖淼降穆曇?，便從稻草上爬起，慌忙地系著褲子。但他一見是我，便哈哈地干笑起來，若無其事地指著旁邊一塊二畝的稻田說：“這是分給你今天下午的任務！”

“根子”的笑聲讓我感到惡心！也使我感到從未有過的難過！

這是一個渺小的不屑之徒，而我卻因為是“反動學生”不得不聽任他的指揮、支配。我感到了莫大的恥辱和悲哀。

……太陽慢慢地沉入天邊的地平線，宛如一滴碩大的血淚悄然向地平線下滑落，如血的殘霞點染著蒼茫的暮色，顯得有些悲壯。我疲軟地踩著打谷機，脫完一個禾把又一個禾把。我望著天邊的落日，一種惆悵、憤怒的情緒在胸中膨脹著。黨和政府以及我的母親含辛茹苦地培養我上完了大學，我成了一個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當涌泉相報，正是憑著這種信念，我才自覺地忍辱負重接過這怨案帶來的深重處罰，期望著今后能帶著這被鞭撻得傷痕累累的靈魂去報效祖國。然而現實太殘酷了，我的體力，我的意志抵抗不住這沉重的壓力。我的尊嚴越是受到凌辱，我的人格意識就越發變得堅強。我一時沖動起來，橫下心來要脫離這奴隸般的生活。我放下手中的禾把子，憤怒地瞪了“根子”一眼，便揚長離去。根子見我在反抗，在我背后吆喝著，大罵我抗拒改造，我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他：“你有什么資格來改造我，一個典型的Мошенник

пролетарий?。ǘ碚Z：流氓無產者。）

回到宿舍我靜靜地躺在床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超脫感，因為我畢竟反抗了，叛逆了。我的只進不退的不明智的倔強，讓我像一只沖出樊籠的小鳥盲目地向一堵銅墻鐵壁撞去。即使頭破血流我也會再所不惜。無意中我隱隱地聽到那位根子正在食堂里向社教隊長匯報，那位社教工作隊長高喊著：“誰說二分場九隊沒有階級斗爭？這就是階級斗爭！開斗爭會！”

這天晚上我在熒熒的煤油燈光下寫了一封信給學院黨委，我在信中呼吁：“沉重的勞動強度，極大的精神負擔和人格侮辱使我感到走投無路，我要求到勞改農場去改造！”

張隊長和魏副隊長

四清工作隊有兩個人給我的印象最深，一位便是上文所述的那個張隊長。一個干瘦、矮小、剃平頭的人，據說原是某農場的監委書記。此人見了誰都鐵青著一張臉，尤其見了我更是充滿了階級仇恨的眼光，他像一個幽靈似的在隊上徘徊著，觀察一切人。地富子弟，幾個隊干部見了他就像是老鼠見了貓兒。我對他遠而避之，生怕被他抓辮子而被作為階級斗爭的活靶子。

四清工作隊的副隊長老魏，據說是省里某部的一位干部，經常穿著一身褪了色的黃色軍干服，清瘦的臉上則常掛著笑容，一頭花白的頭發，即使見了我也常用善意的眼神打個招呼。老魏這個人對我們這批苦命兒倒是常懷善意，他常說他是來搞社會主義教育的，就是來教育人的，他和誰都可以接近，運動中我們有什么思想問題可以隨時向他反映。

四清工作干部駐隊以后，夜晚經常召開貧下中農大會，由四不清干部輪番在會上“洗手洗澡”“放包袱” 。我和地富子弟們是不能參加會的。

我和那幾個地富子弟是夜里加班派工的對象。如無事可做，四清工作隊便強令我們我讀《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這篇文章。以后我便成了讀報員。有時老魏也來組織我們學習。當時我認為我已走上了和地富子弟相結合的道路。我如果要爬出這個泥坑，就只有偽裝極積和他們劃清界限，在他們身上找虱子，不斷向工作隊密報他們的動態。但我認為那樣做，我便成了一個低級的人，卑鄙的人。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燈下學習。宿舍里空無他人，夜寂靜得很，只有秋蟲在夜幕的草叢中唧唧喳喳地吟唱。來農場幾個月，毛澤東的幾卷雄文早已瀏覽完畢。實際上我在大學二年級時這幾本書就已系統地讀過一遍了，當時講黨史課，老師就是按照毛澤東選集的時間順序進行專題講授的。來農場后重讀它們，上面要求我們讀時，要把自己設定為階級斗爭之“的”，進而用毛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批判自己的唯心主義，用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自己的反動唯心歷史觀，用毛選的革命標準判批自己的反革命思想，規范目前的行為。而我卻始終不能將自己定位在“反動學生”的角色上，故深感無的放矢。

我是多么渴望擴大讀書的范圍呀！可是農場沒有圖書館，沒有其他書給我讀，甚至連我自帶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讀多了也要引起非議。只有讀毛主席著作才是安全的。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素質，有時我便專揀毛選中那些華彩篇章來誦讀。這時我正讀著毛選中那篇“向國民黨十點要求”，深覺文風凌厲，語言鏗鏘，修辭藝術的精美。一時興發便朗朗有聲地吟哦起來：

“……夫青年乃國家之精華，進步青年尤屬抗戰之至寶。信仰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絕非武力所能壓制者?！?/p>

讀著一時又思想開來：我們不也是青年，黨在我們心目中就像是慈祥的母親，我們堅定跟隨黨走，卻為什么要因為一些思想認識問題而被定成思想反動學生？毛主席當年不是曾尖銳地批評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對象視為敵人,而現在學校當局卻將我們這些教育對象,特別是喜歡獨立思考的青年學生,視為修正主義分子,思想反動分子而加以嚴厲懲治,千方百計地納入強制勞動中消磨意志。思想者竟成了有問題者,豈非咄咄怪事?

抗戰爆發前夕，毛主席在中共黨內所作的報告中曾響亮地提出，為民主自由而斗爭。他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曾莊嚴聲明，將中國建成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國家?，F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近二十年了……想著想著便越發糊涂起來。為收住自己的胡思亂想，我又隨手翻開了那本讀了多年而不忍變賣的《古文觀止》、吟誦起那篇《岳陽樓記》來。讀著讀著，忽然發覺老魏不知什么時候來到我的床邊，嚇得我忙不迭地將“古文觀止”蓋上。老魏卻笑瞇瞇地說：“其實古文觀止這部書我也是愛讀的，年輕時有些篇章背得滾瓜爛熟，甚至還可以倒背?！闭f完便真的將《岳陽樓記》倒背起來，使我吃驚不已。接著老魏說：“你們來農場應把主要學習內容放在學習毛著、學習時事上面來，同時還要抽時間復習專業知識，不要荒廢了，將來是有用的?！边@幾句人情味很濃的話，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人間的溫暖。這時我忘乎所以了，我的意趣不由己地飛動起來，說話滔滔不絕，興致極高。老魏忽然收住話頭，嚴肅地說：“我今天在農場保衛科看了你的材料，你們反對三面紅旗，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甚至攻擊主席個人崇拜，這是很不對的。你們年輕、熱情，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種種問題，卻是太缺乏思想準備了。在你們心目中，社會主義制度是至善至美的，應是處處平等、自由、民主、富裕。一旦現實生活并不像理想中那般純潔，便感到不能容忍。對你們看不慣的一切表示不滿和批判，到處叫嚷和發牢騷。青年是可貴的，就在于他們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但又常常因為不冷靜，不沉著而犯下錯誤……來農場勞教是一個很好的磨煉機會呀，要抓住這個機會好好學習社會，改造鍛煉自己，將來做一塊有用的鋼鐵！”

老魏是四清工作組中給我印象最深最好的人，幾十年后他的話語還在我的耳中清晰地回旋。我能記住他，不僅僅是因為他和那位張隊長對比之下，有著一種老一輩革命者的嚴師一般的人格，看問題時流露出的那種睿智和透辟。還因為當時我得益于這位老者，免受了一場可能出現的皮肉之苦：就在我擅自離隊向學院寄發了那封倒霉的信件幾天后，老魏拿著一封印有湖南財貿學院字樣的公函找到了我，問我有什么思想問題。我毫無顧忌地將“根子”的無恥和暴虐對他進行了申訴，他嚴肅而冷峻地聽著我的敘述，說我經不起考驗，告誡我在困難的時刻，要相信黨、要看到光明。

新來了一個同伴

時間潺潺流逝。天氣漸漸寒冷起來，已是收割雙季晚稻時候了。這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讀書，忽然又聽到隊部有人在喊土喇叭：全隊的人都要去參加群眾大會。我正猶豫著是否也去參加會議的時候，治安委員王介凡來了，要我今晚好好在宿舍學習，并告我湖南冶金學院又送來一個學生，姓孫，今天晚上與群眾見面。并向我提出了幾點要求。一、今后不要和小孫接觸；二、不能在一起“活動”；三、要防止相互影響。

還是前兩天我在曬谷場干活的時候，就聽到一個農工說，我將會有一個伴──也就是又會有一個“反動學生”被遣送到我們生產隊來勞動教養。對這位即將在一起共度難關的難友我不知他是哪個學校的？為什么直到現在才來呀？

王介凡走后沒多久，我坐不住了。好奇心驅使我走到屋檐下，遙望著隊部會議室，那里人影幢幢，沒多久嘰嘰喳喳的話語停下來，接著便聽見四清工作組的張隊長讀起一份長長的材料來，雖然聽不很清楚，但有些話語我卻能十分熟悉的辨別出來：“……階級異己分子”、“惡毒攻擊”、“流氓”，最后聽張隊長厲聲提問：“孫，你是否認罪？”我琢磨著，這位同窗的“見面會”同我那一次的亮相，等級、規格都差不多，只是由于生產隊進駐了四清工作組，會場便更加象一次斗爭會。沒過多久，那邊宣布散會，我便趕快溜進屋子里，裝著寫改造日記的樣子。后來我的這位同窗便被送到隔壁的第四生產組的宿舍里，安了家。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想看看這位同學的面容。在屋檐下洗臉的時候我見到了他：約有一米七五的個頭，穿一件灰布厚棉襖，削瘦的臉上戴一幅玳瑁架近視鏡，一看他那慘白慘白的面容，就知道這位落魄的同學心靈上有一道多么沉重的精神枷鎖！吃完早飯，他被農工們領去做工了。他生硬地擔著一擔籮筐，呆呆地跟在農工后面，眼睛直勾勾地瞪著前面，猶如一個牛犢在上了鼻栓以后，不得不馴服地被牽向田野。我望著那灰色的背影，為我們共同的命運嘆了口氣……

又過了幾天，有天收工的時候，我和同窗碰巧走在一起，他也知道了我即是他的同類，不斷地回首向我微笑著，但我只是謹慎地向他點了一下頭。我是多么想和他攀談呀！這幾個月以來我的語言總是充滿了全心全意脫胎換骨、從新做人這些假話，有一股憂郁被壓抑著，心情沉重，不能將它釋放出來。眼下總算有了一個同病相憐的人。然而我必須遵守治安委員交待的紀律，我們不能接觸。因為我們同是罪人，靈魂是黑的，黑的靈魂碰上黑的靈魂會更黑。于是我向他點了一下頭以后便加快步伐匆匆地把他甩在身后……

不平常的元旦

元旦到了。因為下雪的緣故，農場放了兩天假。我們沒有出工，生產隊暫時也沒有給我們安排活兒，我抓緊這個時間補一件出工穿的爛棉襖。孫和我只隔著一堵薄薄的竹泥間壁。這間壁不少地方泥巴脫落了，我窺見孫在專心地寫著什么。這個雪花紛飛的日子，如果是在學校，正是大家互送吉祥的時候，校園里洋溢著一片溫馨。我不由得哼起了一首英文祝福歌，“祝你新年快樂！祝你新年快樂！”

孫聽到我的歌聲后，便用俄語說道：“你好！朋友！”

沒多久，他從墻縫里遞過一張在日記本上畫的賀年片。那上面畫著一束迎春花，當我收到這張賀片的時候，我高興而又無限感慨。我想起了小說《紅巖》中的那些被囚著的共產黨人的那個新年。我不禁追問自己，我們現在究竟是什么人？為什么一下就成了反革命？我們還能有尊嚴地走出這片低谷嗎？我們的希望是不是基督教徒對耶穌復活的期盼？

對我和孫同學的限制終于在元月二日的派工中被取消：臨近元旦的時候四清工作組的人都回家過節了，生產隊的食堂打灶需要石灰，其他各組抽不出人，我們也就被同時派到了十里開外的三分場去擔石灰，一路上我了解了他的身世。

孫是一個家庭出身十分不好的人。其父親解放初期被農會鎮壓（1980年定為錯殺）。像這樣出身的人能考上大學在當時應是表現夠好的了。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社會關系上的污點，孫在讀大學時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一樣，平時總是一頭埋在功課里，成績優秀，他們不過問政治，也不亂講和多講話，行動上謹小慎微。在政治運動中如不受到特殊關注，一般不會有什么大起大落。但厄運卻沒有放過他，因為當時他所在的學校在劃反動學生時，達不到千分之三的名額，于是他便被補劃了，成了系里面第二批送來農場勞改的學生。

孫告訴我，他的問題發生在1961年那段缺糧食少油少菜的“苦日子”期間。當時學生的口糧不夠，饑餓使不少人得了水腫病，對于造成國家和人民痛苦不堪的深層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時他的家鄉有許多農民外逃行乞，孫在寒假時奉命寫的“目前農村農民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中真實地談到了對時局的的看法。孫的主要問題是在1962年，有一次在系總支辦公室搞衛生時，他用雞毛撣子為毛主席塑象掃除灰塵，不慎將毛塑象打壞，當時孫便去系總支做了檢討，嚇得幾天睡不好。到了畢業時搞思想過關，孫談不出問題，于是便有積極分子又把打壞塑象一事提出來，說他隱瞞問題。平時偽裝老實，韜光養晦，時機一到便向黨猖狂進攻，說明他反動的階級本質。然后便在他的寒暑假回鄉農村調查報告中斷章取義，無限上綱，因而被包裝成一個有言有行的反動學生，被勞教三年。

這天，我們兩人各自擔了八十多斤石灰，我們停停歇歇走了幾個小時，一路上寒風呼嘯，天空彤云密布。孫擔石灰時不斷吐著清口水，氣喘吁吁，這時他擔的石灰大部分轉到了我的籮筐里。黃昏時我們到了家，雖是饑腸轆轆，但吃不下，食堂里給我倆留了碗灰籮卜，我們吃了幾口冰冷的飯菜，便早早地上了床。但我睡不著。我想我們要是用這些精力為國家為人民從事我們的專業工作該多好，可是這大好時光，就是這般難堪和痛苦地過去了……

不寒而栗

經過半年多的勞動鍛煉，我在體質上、體力上有了較大的好轉。有一天我給食堂擔米，一擔竟挑了二百斤，不但使我自己吃驚，也使食堂管理員稱贊不已。農場廣闊田野上的清新空氣，單純專注的體力勞動，香噴噴的米飯，以及吃那些在清理港溝淤泥時捕捉到的鱔魚、泥鰍、龜鱉，讓我的身體變得“棒”起來。我常覺得體內有一股活力在澎湃。有一天那位四清工作隊的張隊長，見了我，他居然對我說：“你來農場才幾個月，就養得紅光滿面，健康結實，說明你放棄了思想改造，沒有思想負擔呵！”

張隊長雖然也來了近半年，可是由于整天坐在家里整材料，動腦筋整人，沒有時間參加體力勞動，因此仍是一副干枯瘦弱的樣子。

張隊長的話讓我不寒而栗。二十來歲本是一個人長身體發育體魄的時候，可就連這正常的生理成熟過程都成為一種過失，足見這位張左爺的冷酷無情！

這半年的勞動生活使我認識到，我不是勞動的主人。因而我和廣大農工缺乏一種共同語言，不能同呼吸，共命運，在分配農活的時候，我因不懂農業技術而被分配去做“小工”，總之我成了生產組一個可有可無的勞動力，一個純粹的、靠國家發生活費而養起來的“罪犯”，這使我那倔強的自尊心經常處于一種苦痛之中。我覺得我必須學會各種技術性的農活，如犁田、耙田、播種、育秧等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參加到農工隊伍中去。

濱湖平原的冬天是寒冷的，即使是晴朗的天氣，湖風也夾著一股凜冽的冷氣，吹到人的臉上、耳上，真有“風頭如刀面如割”的滋味。湖區農民有句諺語：“立了冬，只有梳頭洗臉工”，

言冬日之短，做不了什么農活，處于休養生息的狀態。但農場卻不如此。雖然冬天田里的活兒少了，然而冬修水利的任務卻又接踵而至。農場的揚水站、電力排灌站，縱橫交錯的港汊構成的給排水系統像血管一樣密布在坦蕩如砥的田野上，春去冬來，淤積的泥沙漸漸堵塞了水流，農工們在冬天的活兒就是一鍬一鍬地掀走這些淤泥，并將港汊加深、加寬，俗稱“洗港子”。冬天日短夜長，干這種活兒起早貪黑，沒有午休時間。但是現在我的體力已經很充沛了。能適應這種勞動強度了。

靠近“大雪”節氣的時候，我和生產隊單身漢們用摻和著牛屎的黃泥，將茅屋的棚壁厚厚地糊了一次，又將檐口下漏風的間隙用稻草簾子封嚴實。湖區的茅屋均構筑得很矮，遠遠望去，幾乎緊貼著地面，避開了半空中滾滾的寒流，很能御寒。夜里那些單身農工們燒著黃豆桿、棉花桿，有時還搬來幾個稻草把子燃起來取暖，然后將收獲時藏下來的黃豆、芝麻拌和些生姜煮成滾開的飲料喝著，圍著火堆講些笑話，插科打諢，然后就打著呵欠縮進被子里……冬天很單調，階級斗爭的幽靈似乎也要休養生息，早早地躲進了四清工作組鎖住了的辦公室。生產隊顯得祥和安寧。

一個溫馨寧靜的雪夜

那一天晚上北風整整呼嘯了一夜，電話線被吹得發出嗚嗚的聲音。半夜里我忽然醒來，墻壁上那蒙著塑料膜的窗洞上露出雪白的亮光，我到屋檐下小解時，只見空中飄著棉花團子般的大雪，大地安靜極了，沒有人跡，我高興地重又鉆進暖和的被子里，心想明天肯定是個大好的休息日，來農場半年了，幾乎沒有休過一天呢，我是多么希望安靜地躺上一天呀！我蜷縮在被子里，聆聽著雪原上特有的寂靜。不久，窗戶更加亮起來，隔壁屋子里保管員的老婆在尿桶里叮叮咚咚的撒了尿，又聽見她上了床，她摟著那剛剛牙牙學語的小兒子，哼著一支兒歌：

“……記得記得真記得，記得那年下大雪，東邊湖里凍死了魚，西邊湖里凍死了鱉。魚呵魚，鱉呵鱉，我背起漁簍上常德……”

多么溫馨寧靜的冬夜呀，這兒歌使我進入了一個充滿著母愛的世界，連冬天的寒冷也覺得溫馨起來！我作為一個任何人都隨時可以呵斥的“反動學生”，多么希望讓時間凝結下來，讓這世界永遠地沉浸在一個充滿著人性愛的寧靜中。不久，茅檐下響起了腳步聲，只聽見一個剛下了“樓”的隊干部用桃江話叫著四班、五班班長的名字，老半天他們才惺惺忪忪地應了，接著我便聽見桃江話說道：“今天八點開緊急會議，你們各班派一個人去龍船洲擔兩擔黃豆桿子，開會時燒火烤?！碧医挷戎┥成车刈吡?，宿舍里恢復了平靜，我們誰都不吭聲，因為誰都舍不得離開暖烘烘的被子筒筒，誰都留戀這千金難買的懶慵……這時我已從那充滿愛與安寧的世界里脫落出來，我知道我必須立刻進入“反動學生”、“勞動教養”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干這種活兒當然非我莫屬，于是我深吸一口氣，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迅速穿好衣服，拿起扁擔和挑索。這時隔壁屋里四班長也連喊著“小孫！小孫！”

雪原上的歌聲

我走到屋檐下，風停，雪霽，大地上一片銀裝玉砌，茅檐下累垂著密密的冰凌子，空氣十分寒冷。這時孫也開門走了出來，他脖子上圍著一條長長的洗澡巾。他摘下眼鏡，瞇眼看了一下這銀白的世界，不斷地搓著手，對我笑了笑，接著拉著長聲誦道：“一夜北風緊，開門雪尚飄；素手抽針冷，那堪把鐵鍬！”他那文皺皺的模樣令我十分好笑，我立刻對他搖了搖手，怕有的人聽了說我們發泄對勞教的不滿情緒，孫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馬上又用俄語講了一句：“Они

не понимаете, что мы говорим！”（他們聽不懂）

龍船洲離隊部約有一里多路。我們沿著機耕道向目標走去。整個大地都蟄伏在這厚厚的雪被下，雪原宛如一張銀白的紙。我們走在雪地上，由于沒有農田靴可穿，雪粒不斷地涌進鞋子里，冰沁冰沁的。這時我身后的漢子忽然唱起了一首歌：

紛紛雪花掩蓋了你的足跡，

沒有腳步也聽不到歌聲，

我要沿著這條細長的小路，

跟著我的朋友上戰場。

孫那渾厚的男低音在茫茫的雪原上沉重地抖動著，顯得有些失控，歌聲中的情感似乎倔強地繞定著足跡的掩埋和足音、歌聲的消彌上，我聽得出那歌聲背后隱藏著的的宣而不露的無奈而悲沉的抗議！這歌聲也喚起我在被公開批判后即將發配農場時讓我充滿感激的情景。那一天黃昏，在一位監視我的保衛科干部的陪同下讓我在學院那方運動場上放風，這時我們系的另一群學生正走過我們身邊，他們同情地望了望我，在離去十多米后，在那一群學生中忽然爆發出這相同的悲憫的歌唱。當時我就敏感到這歌聲是用一種另類方式為我壯行！因為很多學生對這種政治迫害極為不滿。沒多久，在我所居住的第三棟宿舍門前的梧桐樹干上出現了一條令學校驚駭的反動標語。我又一次接受了保衛處的嚴厲審訊。

望著沉緬于歌聲中的孫，我提醒他說：“好漢子，不要唱了！你還沒有進入角色呀，你不怕四清工作隊的人說你改造態度不好么！”孫反問我：“什么叫進入角色？”我想起了四清工作組張隊長對我的指責，便反話正說：“進入角色就是要時時、處處不忘記自己是勞教學生，來農場是來脫胎換骨的，改造中要有感情投入，否則怎么能改造好呢？”

孫對我的話嗤之以鼻，他那抒情的歌聲停下來，換唱了另一首我所熟悉的歌曲：

跌倒算什么，

我們骨頭硬，

爬起來！再前進！

天快亮，路更黑，跌倒是常事情！

常事情！

他唱得那樣沉重，我竟情不自禁地跟著他唱著和聲，但我唱得憂愁，迷茫，新中國的天如此光輝晴朗，我弄不清我是為什么跌倒的，跌得如此慘重，我們還能爬起來嗎？

這天早晨我們擔了四擔黃豆桿到隊部，我還在隊部會議室燒了火，烘烤著濕鞋濕褲。

我想休息的幻想破滅了。上午生產隊開了緊急會議，下午我們出發到場部附近開挖一條新的渠道。

修渠道的任務整整持續了半個月。各個生產班組都分配了任務，各個生產班組都不愿落后，中午通常都不休息。這時我因在體力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長進，我的每一擔都擔得比“根子”還要多，湖區掀泥巴通常使用一種輕便的“指甲鍬”，這種鍬我使用得極為熟練，通常一鍬土坯就有七十來斤。有時農工們為了解悶，便歡樂打起了“呵喝”，響遍工地，那一塊塊黑色的淤泥便被一雙雙握著鐵鍬的手送到了半空，一直滑翔著飛落到港道的兩岸。當我匯融到這勞動場面中去的時候，身心往往得到了片刻地解放。

只是“反動學生”的身份時常刺痛著我的心靈，特別是那位根子為了表示他對我的監管，常常在大伙休息的時候還安排我干一些份外的事，他時時用“學雷鋒”的口實勒令我去洗滌那些沾滿了泥坯子的土筐，并將它們拍打得干干凈凈，而他自己卻坐在那里邊抽煙邊看著我。我經常是全班放棄工間休息或收工最遲的人。晚上收工的時候，溝里的水分外砭人肌骨,凍腫了的腳和手不斷發出奇癢。當我擔著十幾個土箕回宿營地時，遠處場部機關干部的宿舍里輝亮著的電燈光,隨風飄來的烹飪晚餐菜肴的香味,對我和農工們發出了極大的誘惑力。場部的干部們生活在另外一重舒適的天地,

什么是馴服工具?那時我才體會到了這個詞的真諦。為什么要讓那些在思想意識上離經叛道的人在所謂下放的口號下長期參加體力勞動,當時也頓時開了悟。因為鋤頭和扁擔,強制性的勞動最能消磨一個人的意志。

修港子工程結束時，孫由于受了寒氣，胃病發著了，他躺在床上斷斷續續地嘔吐著，我替他找來一個缽子，讓他將穢物吐在缽子里。后來生產隊便派我和一個地富子弟將他抬到了農場醫院。

春天啟示我以堅強

1965年。當季節的指針指向立春的時候，廣袤的西洞庭原野上還積著一層厚厚的冬雪。春天的步履似乎被冬天沾滯著而來得比往年遲了一些。直到有一天殘雪消盡，春風送暖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們去年冬耕過的那些油菜已經零零星星綻出了黃色的花朵。它們就象是一顆顆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最后給這黑色的沃土披上了一身金裝。我愛這遲到的春天。因為這春天不是依節氣而來的。它是靠著自己頑強的拼爭，才逐步擺脫了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溫暖，苦熬出來。在這近一兩個月的時間里，它沉著果敢，執著地將自己的一點一點地化開去。直到有一天它羽翼豐滿起來，可以展翅高飛的時候，解凍后的大地也成了它的天空。

我滿懷信心地渡過了我在農場勞教的第一個春天！

因為在這個春天里，我從一個白面書生變成了一個精壯的能文能武的青年農工。我在讀毛澤東著作時，在《毛澤東選集》中有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引起了我的共鳴，我覺得那篇文獻中說的事，就仿佛是針對我來的，我立馬激動起來，相信有一天我們的黨一定能為我昭雪平反。想到這里，我想現在有什么苦不能忍受呢？那一天，我竟把這種想法真實地寫進了思想匯報，上交給農場的領導。還在新買的一頂斗笠上用墨筆直書了四個大黑字“勞動偉大”。

有一天那位耙田的根子病了，組里無人頂替，我抓住這個機會，信心十足地接替了他，邁開了學習農活的第一步。那天，當我從牛舍里牽出一條大水牯，扛著耙出工的時候，在田塍上遇見了王介凡。他問我：“跟誰扛的耙呀？”──以往那位根子出工，總是要我給他扛農具，而他則跟在我后面大搖大擺地甩著兩只手，并刻薄地說，這是“反動學生”學雷鋒。我說：“今天是我耙田！”

當我把牛軛套好，站在耙上的時候，王介凡在田埂上喊起來：“小王，慢一點，我來教你！”

這位三十多歲的農工，農民布爾什維克，從我手上接過韁繩，嘴里噥咕著：“一開始就要人家干這種危險活，胡伢子的腳就是那年耙田的時候從耙上掉下來被刀劃傷的，幾個月才好！”接著他告訴我在耙上站穩的要領，做了示范，又看我耙了幾圈，才走開去。臨走時他叮嚀我說，犁田、耙田這活兒一天到晚在水里趟來趟去，累人得很，飯都要多吃好多，累了就歇會兒！你要是把農業技術都學會了，就能文能武啦！

王介凡的話就像是一股暖流流過了我的心田。我慶幸在我們生產隊，除了那位工作隊長和跟著他轉來轉去的那個根子不知道是出于一種什么心態、什么目的?一定要將我這個已經受過一重慘痛處分的無辜的青年學生踩入十八層地獄才覺得揚眉吐氣外，廣大群眾并沒有因為這種被人為挑起來的階級斗爭而虐待我。我仿佛摸索在幽暗、恐怖的隧道里被碰得頭破血流的時候，眼前忽然透出了一道亮光，使我對前途充滿了希望。

西洞庭農場的春天是生氣勃勃的。那是一片盛產漁米的沃野！遍地的紫云英、油菜花和苜蓿在溫暖的陽光下散發著一股溫馨的香味。蘇聯制造的履帶拖拉機在田野里隆隆地咆哮著，把沉睡在綠肥下的黑土地翻耕過來。接著揚水站的排灌設備運轉起來，一個晚上就讓港汊和田野里盛滿了一片白漾漾的水，一大群一大群的湖鴨從鴨棚里放出來，隨著牧鴨人把籮筐里的谷粒颯颯地拋向水中，它們呷呷地歡唱著，把頭栽進水里……目睹這春的氣息，這盎然的生機，我覺得我的祖國是多么富饒和生機勃勃呀！祖國，您那深陷囹圄的兒子，那脖子上沉重的枷鎖也似乎被春天化解了！

有人說,沒有自由的生存環境,任何動物都會失去自己,被迫異化為另外的東西。但我認為對于一個有著生活目標的人來說卻并非如此。熱愛生活,熱愛生命,不但是我也是整個人類的本性。千百年來我們人類和人類當中的某些人都經歷過無數無法想象的災難和痛苦,人性中的丑惡曾經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蔓延和泛濫,這曾經使不少悲觀絕望而無法超越自我的人否定了自身存在的積極意義而拋棄了生命,但另一些堅強不屈的人卻由于篤信光明終將戰勝黑暗而終究存延下來,因而他們把不幸和災難也看成是一種生活，接受它的一切痛苦，同時也不拒絕它仍然可能會有的任何微小的快樂。

或許就是這種人生的正統的追求給了我力量,有了能走出這人生低谷的信心和勇氣。

西洞庭農場的春天激活了我人生的希望和激情。我以一顆童心看著這個世界，我感覺到自然和母愛的主題在冥冥中突凸顯出來，我想起了毛澤東的一句話:“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的論點都是錯誤的?！蔽覒斨泵嫒松?。

詩意的碎片

我逐步學會了整理大田的工夫，在耙田、犁田方面已能完成一個三級農工的定額。

有一天耙田的時候，望著遼闊的天空，浩瀚的田野，我心中流涌出如下的詩句：

電排悄悄一夜忙，大田早起水汪洋，揮鞭馳趕八百里，萬頃白波濯我裳。

從魚躍，任鳥頏，蒼茫寥廓胸中藏，腳下芳土連天涯，豪情悠悠似箇長！

又有一天，四清工作組召開“扎根串聯”大會，還掛在“樓”上的生產隊長和支部書記照例是不能參加的，那一天雨暴風狂，那位四清工作組長卻要安排我們三人去犁田。我們三個人在大田里一個圈接一個圈地犁下去，風在呼嘯，閃電像凌空的銀鞭抽打著滿天云霾，雷聲驚天動地，雨如瓢潑，我竟絲毫不覺辛苦，一面犁田，吟出一首詩：

走！走！走！天公為我揮巨手，一道銀鞭舞南北，觳觫韁中小牯牛。雨如注，雷聲吼，浩浩白水淹南疇，雨從頭上濕到胛，只顧催?？炜熳?！

這時孫的胃病也漸漸好起來。生產隊見他還很虛弱，便一直安排他看看水。他背著一把月亮鍬，四處查看著田塍上那些吉口，讓灌溉水不多不少，剛好把犁坯漫著。干這活常常有一些意外收獲。特別是在清早，在牧鴨人的鴨群趟過的水田中，?？梢允暗揭恍喌?。到了收工的時候，孫便把這些鴨蛋用棉籽油煎得黃黃的，邀我和一些農工咪幾口小酒。每次他煎好了蛋，他總是向我朗誦那兩句被他改動了的唐詩：

晚來人困乏

能飲一杯無？

而我也有幾回豐盛歡樂的收獲。

那是一個洞庭夜雨之后的春晨。我被派去犁二犁。那些拖拉機翻耕不久的油菜田被雨水和揚水站送來的水浸泡了一夜之后，即被耙平，季節已經到了小滿，在我犁的那塊田旁的斜坡上，有一株桃樹，正張揚著燦爛的嫣紅，溫暖的春風把幾片早謝的花瓣送到我的田角上。田里的水冰涼得使人舒適。蟈蟈兒不時的叫幾聲，也許是昨晚的春雷喚醒了這洞庭水族們的春意，他們隨著漫涌的清新雨水順著港汊向田野里游來，想尋找一個新的安身之處，然而水退之后它們沒有來得及返回港汊。那時我正驅使著我的小牯牛在田里輕快的翻耕著。這條小牯和我已經相當熟悉了，最聽使喚。當我犁到田角上時候，我把犁倒下，空去犁坯。小牛睜著一雙善良的眼睛靜靜地站在前面。正當我準備提犁轉換方向，我看見那銀白的犁鋒上有一段黃色的軟體在緩緩地滑動著，那軟體有一個茶杯粗細，狀似黃花蛇，我凝眸地注視著這意外之物，后來我發現這是一條老鱔，我便毫不遲疑地將右手的中指伸過它的腹下，疾速地將它扣在拳中，隨即向空中提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其頭部向犁尖叩去，可憐的老鱔頭部流出一線殷紅，待到這尤物完全不能奮力動彈時，我才找了一根堅韌的茅草穿過它的鰓幫將它拴起來。

這是一頓極為豐美的晚餐！為了尋找那種詩意，我晚上我用一把月亮刀兒將它剖了，剔去剌，煎成一根鱔帶煮在一盆肉湯中。與孫和幾個農工分享。

黃株洲冬修時的一件事

黃株洲是與農場相鄰的一個村子，這一年初冬位于那一段的江堤分配給西洞庭農場擴修與加固。我們農場上千人的職工攜帶著數臺履帶拖拉機浩浩蕩蕩駐扎在那里。這時四清工作隊的人回家去了。農工們也不像以前那樣處處與我們劃清界限。我與孫和幾個年輕貧下農工擠住在一個老鄉的茅草屋子。我與孫雖是勞教人員，但由于我們對人誠實，平時表現較好，使他們對我們的遭遇很為同情，根本不把我們當壞人看，平素總以我的名字相呼。我們濫竽其中也覺得沒有什么思想負擔。那天晚上收工后大家喝了些酒，便蜷縮在被子里講笑話，唱著歌。這時劉炳生有些興奮，忽然提議說：“歡迎兩位大學生唱一段蘇聯歌好不好？”在大伙的一片贊同聲中我和孫就用俄語唱了當時印度電影歌曲《流浪者之歌》：

“呵巴拉亞！呵呵！呵巴拉亞！呵呵……”

我們唱得非常投入，這首歌讓我想起了那個流浪者在塵土撲面的山路上悲傷獨行的沉重步履，那種出身低種性的人徘徊在社會邊緣的不幸命運，似有感同身受。歌中雖然顫抖著失望、悲傷，但那種異域的特色旋律讓久違的歡樂又回蕩在我的心上！好久沒有如此開心過了！在生活上受到如此親密無間與平等對待，對我們來說，就仿佛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間。后來又有一個年輕人問我們“挑堤”用俄語怎樣講？“吃飯”怎樣講？“毛主席萬歲”怎樣講？等等，我們一一滿足了大伙要求，后來我們還表演了一段俄語對話，大家都很開心。

第一次鑒定

1965年的冬天，省高教局對我們一年來的勞動教養表現進行了第一次鑒定。據說，這樣的鑒定每年都要搞一次。然而由于“文革“的發生，也就只搞了這一次。這次鑒定由省高教局牽頭，各校派人參加。但不知怎么搞的，財貿學院卻未派人來。這樣，我的鑒定就由高教科的徐增?？崎L來主持進行。

那一天中午，我剛剛開完草籽溝回來，在隊部附近我被治安委員王介凡叫住，他把我介紹給徐說：“這就是王××?！庇謱ξ艺f：“省里要給你們做鑒定，這位是教育廳的徐科長?！蔽掖蛄苛艘幌滦煸鲈?，他對我似很熟悉。他中等個兒，四十來歲的人，薄嘴唇，藏青色的鴨舌帽下一雙警覺的眼睛閃著陰鷙的光。他也仔細地觀察著我：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青的破棉襖，下擺上有一個“Ｌ”形的破口子，那是前不久扛曬谷墊時被劃破的。由于這件棉襖是從中學時穿起，棉花板結了才不至于掉出來，我在上面潦潦草草縫了稀疏的幾針白線；我足下穿一雙破舊的農田靴，滿身泥漿，還圍了一條黑色的圍裙。徐增裕這樣職業性地審視著我，好一陣沒有說話，不知道他是否又敏感到了什么。

徐科長嚴肅地對我說：他已經跟隊上講好，今天下午不出工了，在家寫自我總結和第二年的改造計劃，明天到場部俱樂部集合。徐講的是一口長沙普通話，我等他講完了，才小心翼翼地回答：“徐科長，您的話我都聽清楚了?！碑斘译x開他回宿舍的時候，我發現徐科長的眼神警覺地盯了一下我寫在斗笠上的四個赫然大字：“勞動偉大”。

晚上，我和孫的鑒定會分別在我們各自的宿舍里進行。參加的人員只限于本組的貧下中農，另外薛支書參加了我這一組。我把煤油燈挑到最大亮度，屋子仍然顯得很昏暗。大家坐在床沿上，抽著用廢紙卷成的喇叭筒煙卷。后來徐科長便從公文包里拿出筆和記事本來，宣布說：“反動學生王XX、孫X在農場勞教已一年多了，謝謝廣大貧下中農對他們進行了管制教育?，F在請大家本著認真負責的精神，對他們一年來的思想表現，勞動表現進行一次總結，如果發現還在堅持反動立場，大家一定要對其反革命言行進行揭發！下面先由王做一個總結和交待！”

徐的開場白在我平靜的情緒上澆了一盆透骨的涼水。

我曾自認為，這一年來我努力地勞動著，每天學習雷鋒日記和毛澤東著作。堅持寫改造日記，又努力地學習農業技術，盡量讓自己的行為符合雷鋒的模式。我自信若我不是“反動學生”，這一年來的表現早就可以得到“學習雷鋒積極分子”的殊榮了。然而不幸的是，徐的開場白為這次鑒定會定下了一個可怕的基調。

徐科長在聽我自我總結時極不滿意，我知道這個會對我是個倒霉的會，不會有什么奇跡出現了。那位“根子”已經磨拳擦掌上陣了。

根子用一段毛主席語錄對我橫掃：誰反對和工農群眾結合誰就是反革命。他就是工農群眾，而我這個“反動學生”從來農場的頭一天起就不但未曾與他結合過，而且與他對著干，照此邏輯，我就是一個現行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反革命。顯然這是一個小前提謬誤的三段論式，徐竟對這番強詞奪理大加贊揚。

說完，根子捋了捋袖子，金剛怒目，大有痛打“落水狗”踏上一千只腳之勢：

“我要揭發反動學生王在黃株洲挑堤時的反動表現！有一天晚上睡覺前，他與反動學生孫在營地講俄語，在群眾中放毒，嘰哩呱啦地攻擊我們貧下中農，攻擊社會主義，至少有一頓飯的時間！王在剛才的檢查中隱瞞了這件事，他極不老實，?！?/p>

根子的揭發真出我意外，其挾嫌報復之心令人瞠目結舌。我頓時覺得有一股熱流涌上心頭，似乎咽下了一口熱血。其百喙難明之苦無以名狀！其實根子最多也只有小學文化，即使我與孫講的內容是反動言論，他怎么能聽懂呢？但這個會不允許申辨，我意識到我又將墮入一個冤案中。

其實這件事團支部書記劉炳生最清楚不過了。

幸運的是在這個會上劉炳生為我倆講了幾句公道話，才不至于釀成一個大問題。根子自覺沒趣，便訕訕地坐在那里，又在搜腸刮肚地尋找新的口實。

徐增裕沒有說什么，他也可能覺得根子的話經不起推析，便沒有再在這個問題上多糾纏。

這晚的鑒定會足足開了兩個小時，不亞于一場斗爭會。而那位“根子”──我的煞星更是搜腸刮肚地足足說了一小時。幸好王介凡、薛守田也對我進行一些正面肯定。第二天徐科長親自擬寫了對我的鑒定：

關于對反動學生王湘平勞教第一年的鑒定意見

王湘平在第一年度勞教期間能堅持出工，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寫了一些改造日記。未發現有新的反革命活動。由于對其所犯罪行認識很不深刻，因而改造態度惡劣。如：

1、與同隊反動學生孫X勾勾搭搭，形影不離，情同手足。多次在一起飲酒談天，特別是在孫患病期間，王多次擅自離隊為其送食品送食物；有一次在黃株洲修堤時，兩人在休息時竟用俄語對講達２０多分鐘。

2、抗拒改造。如大收期間，貧下中農孫×（即“根子”）分配他完成一天的收割任務，王不但與貧下中農頂嘴不服從分配，還反抗地將扁擔一甩，揚長而去；后又寫信要求去勞改農場。

3、妄圖翻案。王在學習了毛選中中國共產黨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這篇文獻后，洋洋得意寫道，他的“問題”將來也會平反昭雪。并在斗笠上別有用心地書寫“勞動偉大”的字樣。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８日

我看了一下，沒說什么，就在徐給我做的鑒定文本上簽了名。

被處理和解除處分的同學

第二天上午來農場勞教、勞動考察的三十多名衣衫襤褸、滿臉疲憊的勞教學生坐在俱樂部寬大簡陋的劇場面里。整個劇場的席位上空空蕩蕩，使這一群不幸青年更顯得孤獨可憐，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一小撮的滋味。訓導我們的徐科長儼然管教犯人一樣正大談這個轉化。徐表揚了幾個改造得好的典型，使我們明白了“改造得好”的尺度：一就是徹底服罪，對那些子虛烏有無限上綱的不實之詞不作任何申辯；二就是忍受勞動中的懲罰，丟掉人格尊嚴，接受人格上的羞辱，即使是毫無道理的斥罵，你也必須忍受；

三就是要承認自己的思想立場是反動的、系統的。然后在改造日記中，在思想匯報中用毛澤東著作中的條文，連篇累牘地對自己口誅筆伐，無限上綱。這一過程就是轉化過程。而且這一過程取決于勞教期限的長短，并按照初步認識、一定認識、較深認識的三個層次逐步上升。我屬于情節十分嚴重的重犯，還才勞教一年，當然搞得再好，也只能達到初步認識這個階段。

顯然，我和孫的認罪水平離此還相差萬里。因而我和孫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我倆均被列為“表現不好”這一類。

徐要一個叫做周秋桂的勞教學生站起發言，并宣讀他的改造計劃。周的改造計劃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來寫的。周的主要問題是在1962年，當時他在一個姓江的同學的生日party上在黑板上用英文寫了一句祝詞“long

live

jiang”。畢業時，有同學揭發他寫的是“蔣（介石）萬歲”，周和我一樣，迷信當時的法律，這使他成為一個認罪態度惡劣的人，他不但不服罪，還要向檢查機關起訴，控告學校當局對他的迫害。對他的勞教，他要求經過法律程序，否則就不接受。他是被綁著來農場勞教的。

周站起來，一個瘦弱的小個子，湖南道縣人。他扶了扶斷了一條腿、以麻繩系在耳朵上的眼鏡，用標準的普通話念道：

春天氣候漸暖，春陽上升，萬物發育，欣欣向榮。我將夜臥早起，徹底服罪，以春天生氣勃勃的精神狀態投入勞動改造，堅決全心全意，絕不三心二意；

夏季陽氣已甚，暑氣酷熱。我當定心息氣，潛心改造。杜絕急于求成之思想，安心勿燥，樹立長期進行思想改造，攻克反動思想的信心；

秋季陰氣已上，風勁氣肅，草木凋謝。我當鞏固改造成果，內收神氣外無所欲，惟讀毛選閱報章而已；

冬季氣候嚴寒，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此時我必養精蓄銳，為來年之思想改造取得累累碩果做好充分準備。

周秋桂剛一念完，全場嘩然，連徐科長也忍俊不住大笑起來。周接著又說，他的罪錯根源是他的嘴巴，因為這嘴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講話。不飽則嗚，言多必失。因此他自投入改造后，每天都要掌嘴二十多次，完了才閉門思過，寫改造日記。會場上接著又是一場大笑。

后來徐科長勒令周秋桂停止發言，呵斥他在改造中玩世不恭，說他是一個改造不好的典型，并警告大家說像這樣的人要按懲治反動學生條例送交公安部門處理。

散會以后，徐將我單獨留下來談話，要我安心改造，不要悲觀，指出前途是光明的，并要我立功贖罪，檢舉孫的反動言行，爭取提前解除勞教。然而在我的印象里，孫的勞動表現是好的，他一年多來帶病出工，他和我一樣是一個無辜的青年學生，在所謂罪錯這個問題上有什么改造得好和改造得不好可言呢？徐見我說不出什么，便露出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神態打發我走了。

“我是一個流氓！”

第二天我們在農場俱樂部繼續開會時，我們被分成了兩個組開展討論。說話的人是一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他在我們組。他臉色黃黃的，似有些浮腫。他比我們似乎更怕冷一些。他穿著一雙嶄新的淺統膠靴，把兩條厚厚的棉褲腳扎在鞋統里，還用一根稻草繩扎著。經過他自我介紹，我才知道他是今年新送來勞教的。他的罪錯是一個性泛濫者，是那時的不良官二代。因為他父親是一所大學的教務長，他與很多女學生談戀愛，并對她們耍流氓手段。后來問題被揭發出來。這種人本不屬于“反動學生”的范圍，但也被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伙同我們一齊來農場了。

他的到來，使我們這支隊伍涂上了一層受到社會公德蔑視的色彩。因為這一群“反動學生”不但政治立場反動，而且道德敗壞。我為我們成了社會渣滓而深深悲痛！而這個道德敗壞的人，仍然脫不了他的優越感。因為不是政治問題，他在講話中隱隱透出一些他的“大節”是好的言詞。更引起了我對他的反感。

接著，還有三個新同學。一個是鐵道學院的梁，中南礦冶的章、熊。

章是廣東人，矮個子，勞教兩年，戴著眼鏡。章的專業應讀五年，但他四年級就送到這兒來了。他很詼諧。他發言說他將以場為家。他談到自已的改造態度時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改造思想是我們的唯一的革命目標！我向老同學學習！安下心來?！毙旌車烂C地聽著。

半個月以后一個大雨的日子，我們又在俱樂部開了一個簡短的大會，徐在大會上宣布了一項解除處分的通知，湖南大學機械系1963年遣送的兩名反動學生期滿解除勞教（他們原在一勞改工場，1964年轉來國營西洞庭湖農場繼續勞教），由勞動部門安置工作。這兩位坐在我的前面，隱隱可見由于長期肩挑重擔，他們的后肩已形成兩座畸形的肉山。這座因負勞役而形成的肉山和檔案中那可怕的定罪材料也許將會伴隨他們走完人生的旅程。

最使人羨慕的是，湖南大學一個叫做楊剛毅的學生提前解除了勞動考察。楊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是一個極為剛毅的人。他的反動言論很輕微。1964年冬天，我們曾在泥港口修過電力排灌站。他擔起土來，總是一次四箕，揮著大汗，不茍言笑，奮力沿著壁陡的坡向上登爬著。農工說他是個挑夾擔的人。他勞動好，在工地深受好評。我在場部與他見過幾次，每次都是典型當地農工打扮，看不出是個學生。直到開會的前幾天，我見到他時，他戴上眼鏡，脫出圍裙和那一身陳舊的農工服以后，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很有內涵的人。

他們離農場時，都挑著簡單的行李卷兒，載欣載奔去蒿子港輪船碼頭。有著“青春作伴好還鄉”喜悅。

徐同時還宣布了另一項處理決定，鑒于周秋桂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根據懲治反動學生條例規定，決定開除學籍，遣回原藉監督勞動生產。

同時被開除學藉的還有湖南師范學院的吳明剛和省農學院的陳務農。二人被遣送回鄉監督勞動生產。吳是在勞動中怠工，散布自已無罪的言論，陳則因和女農工談戀愛。

高教廳對他們的處理，給了我極大的警示。

這天晚上我總睡不著，我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中，曾經多次讀到過團結95%以上的人對敵斗爭的闡述，現在我們就成了這９５％以外的“一小撮”了。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回歸到這９５％以內呢？我們這些“一小撮”，是在一種雙重否定中過日子,如果不徹底否定自已，就會象周秋桂們一樣無摘帽之日。

被別人否定是痛苦的,而自我否定就更痛苦了。我們將在這沒完沒了的否定中不斷脫胎換骨,而常常又因為達不到既定的要求而陷入一種苦惱和絕望,設想我們有一天將自已否定得體無完膚之時,作為一個人,還剩下些什么呢?

羞澀的臘肉

1965年舊歷年底，寒冷的西北風在遍地是稻茬、棉桿的西洞庭平原上游蕩，港汊、機耕道旁的楊樹只剩下些瘦愣愣的枝丫在風中搖曳，天上密布的彤云似乎預示著有一場大雪將至。還只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暮色就已搶先來臨了。這時在一望無涯的沖天湖邊，每天一班從常德開往農場泥港口的小火輪靠了岸。在一大群上了岸的纏著白頭帕的農民中,

有一個身著藍色棉夾克衫的小女孩,約莫十五歲左右,她向一位隨行的農工打聽去二分場九隊的路,那農工告訴她到二分場九隊還有十多里,要走完眼下的這條筆直的機耕道到達場部后再問路。小女孩望了望暮靄沉沉的天空,心里犯起愁來,離家的時候,母親只給了四元錢,

買了船票后就只剩下二元多了,要是今晚找不到大哥怎么辦呢?她只得加快步伐，心情沉重地小跑起來。

這小姑娘從常德來,此番是去農場探望她那正在受著勞動教養處分的大哥。是獨自第一次出遠門。因為她那悲傷、失望的母親自從大哥被遣送勞教后整整一年音信渺無而更加衰老、憔悴了。母親囑咐她好歹也要弄清大哥目前的處境。

西洞庭農場耕地遼闊，人煙稀少，此時只有在淺淺的港汊里偶爾可以看見一兩個牧鴨人。兩個生產隊之間的居住點相隔十里多地。小姑娘有些害怕起來，寒冷和疲憊困擾著她，委屈和不幸的情緒在她的心上變得愈來愈濃重，淚水漸漸地浸潤了他的眼睛。走著走著，在不遠的地方又出現了一排稻草屋，她問一個過路的農工，那人驚奇地打量了一下這個城市打扮的妹子，告訴她前面就是二分場九隊。小姑娘如釋重負地向前奔去，終于在那一片稻草房的食堂前面看到了她的大哥──當時，我剛剛收工回來，正端著缽子在禾場里吃著晚飯。見了我，妹妹的淚水奪眶而出，但她沒有出聲，只是悄悄地用手帕將它擦了去。

見到妹妹我十分驚喜，和一年前相比，妹妹似乎老成多了，且這老成中分明還隱藏著辛酸，頓時使我感到痛慚。安排她吃了晚飯后，我把她帶到宿舍里休息。她看了一下我的床鋪，見都換了新的，似乎還較放心，但見棉被上有一方脫了線，露出大半棉絮時，她又嘆口氣。她要我找來針線，便順勢在床鋪上一針一針地縫起來。妹妹沒有言語，我望著她那穿針引線的側影，酷似我們的母親。我想，我家真倒霉呀，我這大哥大學畢業，本當是應對弟妹的盡撫養義務的時候，沒想到自己竟又落到身陷囹圄的地步，讓她忍辱含垢地來探望我。我悲慚地對妹妹說：“妹妹，都怪我不好！”

妹妹沒吭聲，半響才說，“大哥，你來農場后怎么從不給媽寫信呢？母親掛牽你，常在半夜里抱著我流淚哩……”

一種悲哀的潮水頓時在心中涌蕩。是呀，到1965年底我已整整一年沒有給老人寫信了。我深知我的厄運給母親帶來了多么沉重的苦痛！解放初期，父親因病早逝，當時小妹不到半歲。母親領著我們三姊妹過著悲苦的日子。母親“從一而終”，誓不改嫁，靠著一點微薄的醫療技術收入來養活我們。后來我高中畢了業，有幸上了大學，給這個常年在艱辛中掙扎的女人帶來了輝煌的希望。她一心指望我大學畢業后能減輕她肩上沉重的經濟壓力，為老二、老三的成長提供經濟支持。母親做著一個金色的夢，這夢就是要使鄰居們、親戚們看到，她沒白守寡，她的心血終于澆灌了一個令人羨慕的碩果！所以母親在對我寄予厚望的同時，也給予了我一份厚愛。然而，就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卻被遣送到農場勞動教養，母親的期望徹底破產了！

慚愧和悲悔讓我無顏見母親。

我總是希望母親忘掉我這兒子，因為忘掉我，老人家就可以淡化一份傷感。這便是我長期不給家里寫信的心理。殊不知越是不給家里寫信，就越是不能釋解母親那忡忡憂慮，母親終于要年幼的老三來探望我了。

接著妹妹便向我敘述了這一年來家庭被株連的情況：自從我被勞教后，母親受到了單位領導的歧視，在城市社教運動中這個多年的先進工作者也成為運動的重點對象；老二在讀完高中二年級后便休了學，在街道的搬運社當了搬運工，用勞資替家里償還債務，以減輕母親的經濟壓力；而妹妹本人，學校則以貫徹階級路線為理由，勸她辭去了共青團干部的職務，在她幼小的心靈上烙上了“黑五類”的烙印。

。第二天，天空飄起了紛紛大雪，妹妹要回去了。我找到會計，將一部分飯票換成現金，給了妹妹三元錢，同時食堂剛好在前幾天殺了年豬，我也分到了幾斤肉，在食堂里炕著，我將這肉也從食堂取出，不讓妹妹空著手回去。我知道，這就是家里今年過年最好的菜肴了，夠他們吃到春天的。母親含辛茹苦地哺育我成長，我回報了母親什么呢？當同學們分配工作，喜氣洋洋向家里報喜的時候，母親卻霆轟雷鳴地得到了一個令她震驚的噩耗和隨之而至的鋪天蓋地的悲哀失望和沖擊。一年以后，也就是在我的勞改生涯第一年結束時我向母親奉獻了這一小塊羞澀的臘肉，我在流淚了。

母親，我也看見您在流淚了！

1965年春節

我十分想回家探望我的母親。1965年春節前夕，我終于按壓不住我對母親的思念，有一天吃完晚飯后，我到薛書記家里，向他提出了這一要求。并說明母親對我目前情況的不了解和擔憂，其實我在這里還是很好的，為了讓母親放心，我能否在春節期間回常德去探望一下。我很感激薛書記，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問他是否要寫請假報告，他說不需要，你去就是的。

回去以前，我不想讓母親見到一個衣衫襤縷的犯人形像。我特意在農場的小集市上買了幾丈布票，做了一件棉外套，做了一條那個時代流行的維尼龍褲子，還買了一頂漂亮的防寒帽?；厝サ臅r候正好天氣晴和。讓我顯得有些體面。

母親見了我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盡管我是一個戴著處分的罪人，給家里帶來不光彩的人，但我畢竟是她的兒子呀。在那個年代，如果家里有人坐了班房，戴了什么“分子”帽子，他們的家庭便會有一團陰霾籠罩著，在工作單位，在居民社區，會受到歧視冷落、株連。我的回來，母親因害怕受到居民委員會及派出所的盤查，弄得全家不堪，便連夜將我和弟妹帶到了幾十里路開外的河伏小鎮，投奔到我的舅媽家過這個難得的春節。

舅媽家的春節過得熱鬧，那種氣氛并沒有感染母親，我總能從她的眼光中感到一種深沉的憂慮和哀愁、失落，因為我的問題使我們不得來舅媽家“政治避亂”，特別是看到舅媽的兩個兒女都參加工作了，對比自已當前的處境，對比我大學畢業后的結果，那種落差加重了對她的身心的打擊，也令我分外愧疚?？匆娔赣H滿臉愁苦，我真害怕會失去我的母親！那個除夕的夜里，我一直躺在母親的身旁，說不盡的悔恨。

母親，你為什么生我呢？你不是多次對我說，你生育我時的劇痛嗎，你生我生了七天七夜，我是在父親為了挽救你的生命準備鉆開我的頭顱時我才降生的，要是我能在那一刻還遲來一步就好了，就會沒有我，就會沒有母親今生今世的苦難了。也沒有我今生今世的罪孽深重了！在這個迎新送舊的除夕，我真想對母親說：媽，我要做一個好的罪人，爭取提前解除勞教，得一份工作，來報答您。

現在想起來，母親呀，你讓我遲些來到世上，讓我做一個70后或是80后，生活在當今這個改革開放政治清明的時代，我的詩刊、我的言論就算是錯誤吧，也會受社會的寬容呵！也不會以我十幾年的青春為代價呵！也不會帶給您那么深重的打擊呵！

迎春的爆竹響起來，我在院子里朦朧的燭光默默的祈禱著：中國革命先烈們，保佑我吧！讓我順順利利度過這三年，重新做人吧！讓我的母親，那條啞了的河流，因我成了一個改造好了的人而重新翻起快樂的浪花吧。

過了兩天我要回農場去了。弟弟提議我們去照一個全家福。只怕以后就難有這種機會。沒想到弟弟一語成讖。那年的全家福，把那一段嚴峻的歷史，那一段銹蝕的日子，我們全家的痛苦和無奈就永遠定格在那張相片上了。它是我們那個悲慘的家庭保存下來的唯一的一張歷史合照。這張照片凝聚了多少欲說難言和傷心淚！

如今，我端詳這張老照片時，我不但懷念我的母親，想起那個風風雨雨的年代，我的幼稚、無知、輕浮、社會的不寬容，我還會想起那個樸實的農民共產黨人，我是有幸的，是他對我的信任，敢于為我擔風險，讓我陪母親度過了她最后一個春節。

抬頭遠望北斗星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

開始了，運動像一個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幽靈，在中華大地上游蕩。地處縣鄉僻壤的西洞庭農場也難以阻止它動亂的腳步。毛主席語錄“造反有理”動員了群眾，他老人家號召說“各地都要有孫悟空大鬧天宮”，“要敢闖敢干”，后來，造反群眾便踢開了黨委，革命群眾把炮口瞄準了各級黨政領導，炮轟國家各級政權?！芭诖蛩玖畈?/p>

”成了當時極有能量的流行話語和主旋律，中國在濃濃的火藥硝煙中開始了痙攣般的舞蹈。

在這個運動中我的命運會如何，是一個使人困惑、惶恐不安的事。在當時就是這樣，只要一有什么動靜，我們就必須跟著去參加，否則就是對抗運動。盡管我明知自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也只好隨大流了。每次去參加這樣的會議，我總是十分篤定，時刻準備著有人叫一聲“把‘反動學生’王XX糾出來示眾”，讓我責無旁貸地走出來亮相。

文化革命的基本文件是中共中央頒發的“十六條

”?！笆鶙l”中規定“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庇终f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到動后期處理。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這句話，在高校中1966年揪出的反動學生就一風吹掉了。也許是由于我在農場老實勞動，沒有積怨，又有毛主席“一律不整”這句話，就沒有受到沖擊。

悵惘

不久，全國各造反派之間的武斗開始了，奪了權的造反派和在野的造反派之間進行著犬牙交錯，拉鋸式的文攻武衛。農場似乎顯得有些平靜。農工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耕作。生產隊沒有波瀾，唯一新鮮的事便是一次次傳來最高指示時，免不了由薛守田等人，帶領全隊的男女老少敲鑼打鼓地去迎接一番。

生產隊雖然寧靜，但我卻蒙生了一種悵惘的情緒。前兩年我們勞動時，省里經常派人來監察，盡管這種監察很嚴厲，但畢竟還給人一種希望。因為我們只要按照徐科長講的改造模式去做，盡管提前解除勞教的希望不大，但畢竟可以解除，以擺脫目前這種強迫勞動的困境。而現在國家機器被砸爛，誰也不來過問我們了。我們的勞教期已漸漸超過規定時間很多，但一切都要放到運動后期來處理。運動后期是多久？只有天知道！我們似乎將永遠成為農工中低人一等的農工了。

一進入秋天，在陰雨連綿的日子里，西洞庭農場又冷又濕，遍地泥濘，我的心情也和這秋天一樣，充滿了凄涼和苦楚。

也許是由于“文革”運動砸亂了農場的黨政上層建筑，也許是我們長期的老老實實勞動，生產隊沒有人管我們了，進出生產隊再無須請假，誰都知道我們是不會逃走的，因而行動自由多了。有一天我去到場部看大字報和傳單時，驀然看到了一張解放軍四十七軍貼的通令（那時部隊在支左，逐漸實行軍管），那上面列出了地、富、反、壞、右、勞改、勞教釋放分子等二十一種人，警告他們不能亂說亂動，不準參加文化革命。當時我讀到勞教釋放分子時，心頭猛地一震，腿腳也覺酸軟。對“勞教”這個所謂的在勞動中教育培養的概念，有了更嚴峻的體會，深知即使在勞動中表現得再好，今后也只能做人下人了。向黨靠攏，重新做人，已經成了一個幻想。這個黑鍋一直要背到馬克思那里去，這一輩子怎么辦呢？去尋找另外的生活空間嗎？

金色的焰火于空中燃放

那時，我在農業技術上已達到了一個三級農工的水平。舉凡犁田、耙田、鏹田、育種育秧等農活我都能獨立完成，生產隊已將我作為一個正式勞力使用，我常常被派去單獨完成一些生產任務，這使得我比以前有了更大的自由。在這些活兒中，我干得最好的活兒便是揚谷。

農場收獲的晚稻谷子曬干后，最后處理通常要等到秋冬之交，先是將它們一堆堆存放在禾場上，用稻草蓋得嚴嚴實實，要等到天氣晴朗的時候，農工們才揭開稻草，用木制的掀板將它們揚到空中，借助微風的力量，把壯實的谷粒分離出來。這種活兒隊上不規定定額，因為它需要恰到好處的風，即使這樣，其工效也比木風車要高。不知為什么，我揚出的谷子通常被評為特級，常常受到保管員的稱贊。因此一到冬天，揚谷就成了我的專項工作。

那天我在龍船洲倉庫揚谷。天氣晴晴朗朗的，湖風中飄蕩著一股微微的寒意，初冬金黃的太陽給只剩下稻茬的田野染上一層明媚，紫云英和油菜的小苗兒顯得郁郁蔥蔥，陽光下仿佛歡快得如夢如歌。我揭開蓋在谷堆上的稻草把子，拉開架式，一板一板地揚起谷子來。我用我粗壯的兩臂，強勁地把谷粒們送到空中，那些金黃的谷粒在半空中擴散開來，陽光中宛如金色的焰火于空中開放，那些秕殼、禾毛子飄到了遠處，沉甸甸的飽滿的稻谷便落在近處。沒多久，我的身體發熱了，我脫下我的破棉襖，覺得肌肉和骨骼松動了，身體特別舒適，那種輕微的颯颯聲，那種谷粒落地時的流淌，讓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

這時，同組的蘭伢子也正在曬場上曬谷。休息時她常常來看我揚谷，她看得那樣投入，有時還要接過我手上的掀板嘗試一下，有時還會送來一枚烤得焦黃焦黃的發糕。當她興致勃勃地看著時，我便會問道：“蘭伢子，你在這里看什么呀？還不去做你的事？”蘭伢子便嬌嗔地說：“我就是看你揚谷的姿勢！”

蘭伢子在我身旁我總會興奮和輕松。但也讓我顧慮重重。因為我總覺得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我，無數雙像徐增裕那樣陰險的眼睛躲在角落里盯著我。耳里便會傳來徐的嚴厲的斥責：“反動學生和地富子弟攪在一起，談情說愛，就是堅持反動立場！”上半年四分場有一個農學院的同學就是因為和一女農工談情說愛，被開除回家監督勞動。在我這個被槍斃了“政治生命”的現實生活里，是容不得這種離經叛道的越軌之戀的。我們可以在美麗荒涼的天路上結伴而行，但絕對不可以于這可愛的田野里同住一個屋檐，這個人生教訓已經夠深刻了！我是一只受傷的蒼鷹，一只依舊想振翅飛翔的蒼鷹，一只還在苦苦尋覓自由藍天的蒼鷹。在我們的天路還煙濤微茫時，我怎能用一附愛情的繩索把一個情竇初開的天真少女捆綁在我的身旁呢？

我的理性也警示著我，假如我為此而喪失了這個“改過自新”的機會而受到更嚴厲的懲處，將會使我那可憐的母親更加失望！特別是我在場部看到的那張關于“二十一種人”的嚴厲通告，幾乎讓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氣。頓時，我那種幸福感便冷卻下來，立時變成了一個沒有情欲的、冷冰冰的青年。

我鼓起勇氣堅定地問蘭伢子：“你看到了最近軍隊貼出的通告嗎？”蘭伢子說：“看到了，還貼到了我們隊部辦公室呢?！?/p>

我說：“我就是通告中說的正在勞改勞教的二十一種人呀！”

蘭伢子卻說：“我爺爺是地主，我爸媽和我都算是地富子弟呀，也是可以爭取教育好的子女呀，我們不都是一樣？你在這里算勞改，那我們全隊的職工又叫什么呢？”

我知道，蘭伢子是一個動了真情而又極天真的女孩。我不能傷害她，我惟有將這段情緣謹慎地封存凍結起來，才是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現實的態度。

當時我告訴蘭伢子，我們都是成分不好的人，特別是我這樣的人，政治生命已判了死刑，將來我是無法對你、對你的父母、對家庭負責的，我的命決定了我只能打一輩子單身。你以后跟著我，只會害你的。蘭伢子，你的處境和條件比我不知強了多少，何必自找苦吃。你應當找一個紅五類來做你的伴侶，要在這個時代生存下去，人人都必須有一把紅色的保護傘。否則，隨時有被雷擊的危險。蘭伢子，你心里有我，我很感激，但我們只能有一種純凈的友誼。

說完了這些，我如釋重負。

我注意到，蘭伢子的眸子里潮潤起來，似有兩顆晶晶的淚珠。一會兒，她說：“哥，我理解你！”

從那以后，我總是有意地回避著她。有幾次在食堂里碰見她，她都注視著我，眼光折射出多少深情、善良和遺憾！

這個冬天，我是在泥港口工地渡過的。因為回避蘭伢子我沒有回過隊，我懷念這個女孩，幾次想回去看看，但我的理性告訴我，這事不能走回頭路。有一天，我們隊上一個與我一起修電排的農工從隊上回來，晚上閑扯時，我問他這幾天隊上有什么新事？他向我說起蘭伢子的事。蘭伢子的媽媽前幾天死了，隊上沒有給她開追悼會，因為她家成分高，不屬于“我們隊伍的人”

。蘭伢子的爸爸覺得日子無法過了，便將蘭伢子放了人家。蘭伢子未來的婆婆家，是紅五類，是場里的一個革命干部家庭。那干部家只有一個男孩，已經二十四、五了，可是還找不到對象，因為那男孩是個殘疾人，不但面貌奇丑，而且說話做事還像個十一二歲和小娃娃，蘭伢子去到那里，用不著日曬雨淋了，成份也會改變，生活比在隊上好多了……那人說完，嘆息說，“他媽的，一朵好花插在牛糞上了！”

那一天晚上我百感交集，憂思難眠。

熱血象生力軍一樣奔去

半年以后，杜家銀便得了病，咳嗽很歷害，后來便吐血了。他到農場職工醫院一照X光，便確診為肺結核。隊上人說那是癆病，是討了年輕的老婆的緣故。由于吐血過多，他休克了。醫院向隊上打電話，要隊上號召年輕人去醫院為他獻血。

那兩天我正感冒。在這個節骨眼上，我知道我要不去，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印象。于是也跟著一群青年農工去了醫院。后來一驗血型，就只有我的血可以輸。抽血的是個年輕醫生，他知道我是“反動學生”，他把我叫到一邊，小聲對我說，“今天你背時了，你趕快去喝點鹽開水，盡量多喝點?！?/p>

就這樣我的幾百CC血就像生力軍一樣跑步進入了杜家銀的血管。杜家銀蘇醒過來，他那跛子老婆在病床邊感激地看著我。

離開醫院時，那個年輕醫生叮囑我，回去多吃些紅棗紅糖煮雞蛋。他為我開了輸血證明去領營養費。開休假時，他開始是寫兩天，后來他換了一張紙，改為三天。最后，他又將它改為四天，他拿到醫院辦公室蓋了印，才謹慎地交給我。

看到他那猶豫不決反反復復地樣子，我知道他也在考慮我的頭上的那頂帽子，他是同情我的，開多了怕領導說他同情我們，但他最后還是甘冒風險，比規定多開了一天。需知，這時正在運動中呀。

我心里委屈，很難受，我不愿讓一個人為我擔政治上的風險，下午便打算出工。

杜瞎住了幾天院便出了院，在家里療養。有天下午出工時走過他家門前，正好碰見了班長王介凡和婦女隊長，那婦女隊長問我時，故意把聲音放得很大：

“杜瞎出了院，他堂客來看過你嗎？”

“沒有呀?！蔽胰鐚嵒卮?。

“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人家救了你男人的命，連看一下都不來，還講不講良心呵！”

她的聲音又提高了八度。顯然她是講給杜瞎家里聽的。

原來那天下午輸血回隊以后我便出了工，誰知因沒有休息，便覺膝蓋酸軟軟的，剛走到田邊便撲地一跤。被王介凡看見，就把我扶到宿舍，一定要我好好休息幾天。這事便在隊上傳開了，引起人們對杜瞎的批評。

那時我聽到婦女隊長講“良心”時，我心里驀地一震，心中仿佛仿閃進了一片陽光。呵！良心！盡管人們把念念不忘階級斗爭這句話天天掛在口頭，但是作為良心，良知，這些普適性的價值觀還牢牢挺立在人們的心里，沒有被埋沒，作為一塊道德的銘碑而屹立著。人的任何一點惻隱之心都可以激起心中向善的漣漪。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寫改造日記，忽然杜瞎扶著棍子和他老婆來了，杜瞎提著一只雞，他老婆提著一籃蛋。她老婆一進屋就說：

“難為你呀，小王！要不你，這回老杜命都沒了！這點蛋和這個雞是我們感謝你的心意，你要收下呀！”

我說：“老杜的病更需要營養，還是留著自已吃吧，這好意我領了?！?/p>

杜瞎一聽火了，說：“你是怕我們貧下中農拉攏你不成！”

我只好收下了那二十個蛋。雞就讓她拿回去了。

其實我初來隊上那陣子，他對我還是挺不錯的，只是后來四清運動中因上打谷機的事他才遷怒于我，實在是一場誤會。

以后我與杜的關系明顯好轉。

幸運的許烈武

有一天，一隊紅衛兵來到西洞庭農場。他們是中南礦冶學院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的。他們在三分場十三隊找到許烈武，并說明來意。并向農場的掌權的群眾組織說，許出身貧下中農，根正苗紅，他從前的那些問題已經做過組織結論，何況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學院的社教運動中把他打成“反動學生”，顯然是“走資派”對貧下中農進行的階級報復。因此他們要將許接回學校，參加“斗、批、改”。他們的行動得到了生產隊和農場革命組的支持。

原來，自從〈〈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頒布后，由于文件中明確地提出了“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這個文件使那些在校學生感到特別溫暖。此后各個學校不再有“反動學生”送到農場來了。當時我們已經知道長沙各高校已經爆發了一場搶檔案風。

因為從１９６５年開始，各校的大學生尚未畢業時，就有一些學生被學校內定為“反動學生”，并將文字材料塞進了學生的檔案，一到畢業時，便作為學生中階級斗爭的典型予以公開批判并勞動改造。學生們將這些材料稱為“黑材料”。搶檔案時不少學生幸運地發現自己的檔案中的黑材料并燒掉了它們。這種不知不覺的政治陷害激起了他們對學院當局的憎恨，也使學生對我們這些已往的受害者充滿了同情。學生中的造反派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常常將此作為“走資派”迫害學生的罪行而進行聲討、斗爭。

有些造反組織便開始在以前的“反動學生”中尋找典型案例，藉以打倒他們認為的那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

許烈武即將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讓我感到振奮。我也心存疑慮地期盼著財貿學院同學們能通過這種方式解救我。中午，我按奈不住偷偷去了許的牛棚，正好遇見了他。他正在吃中飯。

“許！”我有些激動地說，“祝賀你馬上要獲得自由了！”

許有些激動地回應：“感謝毛主席發動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許說這些話我相信是出自內心的。如果誰能把我們這些災難深重的學生救出來，不亞于我們的再生父母。是我，也會說出這種感恩的語言。

許烈武離開了農場。

走出西洞庭

到了這年的十一月，我的處份期已經嚴重超期了。我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向學校革命聯合委員會寫信吁請，要求學校按期為我解除處分，并按當時的《處理條例》分配工作，同時我也說明，如果暫時不能分配工作，希望學校同意我回校和廣大革命師生員工一起參加學校的斗、批、改運動，在運動中繼續接受教育，改造思想。

我在惶恐中等待了一段時間。我的要求意外地得到了應準。

不久，聯委派了兩名學生，帶著介紹信帶我來到了農場，為我辦理離場手續。在所有學生中我與任藹堂是第一批回歸學校的，那些擔心我今后出路的職工也放下心來。那天晚上，生產隊的支部書記薛守田、治安委員王介凡召集貧協的人為我做了鑒定。這次鑒定會的氣氛比前一次好多了，因為參加鑒定的人都比較實事求是，設想要是仍讓徐增裕，根子這些人來主持，必定會是一個糟透了頂的結果。

我的鑒定是由生產隊的一位文書兼統計員寫的。這個鑒定稱我為同學，恐怕至今還保留在我的原始檔案里。

對王湘平同學的鑒定

王湘平同學來農場后能堅持出工，積級參加勞動，努力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勞動態度較好。在勞動期間能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對錯誤有了一定認識。特別是在1965年冬,王懷著深厚的階級感情為一重病貧下農工，去醫院為其輸血搶救，受到了群眾的好評。根據以上情況，我們同意他回校參加斗、批、改。

國營西洞庭農場二分場九隊

（公章）

望著這一紙鑒定我真有說不盡的感想，高興的是我的勞教生活到此畫了一個句號。鑒定的基調也還好，終于不使我忝居二十一種人的地位。因為公安六條上明確規定“解除勞教改造得不好的分子”要繼續接受群眾專政，而在我的鑒定里也有了一句對我這類人難得可貴的“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評語，今后只要謹慎小心，夾著尾巴做人，也許就可以平安無事了。同時我又感到萬分懊喪，自從我被勞教后，忍辱負重，風風雨雨，流血流汗，整整花了三年時間，才得了這樣薄薄的幾句好話。才取得了一個夾著尾巴做人的資格。這個世道對我來說太不公正了。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不就是因為思想活躍一些？為此我不得不犧牲了三年寶貴的青春，重新鑄造我的靈魂，這是一個在政治上被判處了死刑的靈魂上新生出來的脆弱的靈魂，這個靈魂只給與了我一個站起來但要低頭彎腰做人的資格。雖然出了農場，解除了勞教，但精神上的枷鎖始終不能解除，在這個社會里我將永遠受到歧視和冷遇。但我堅信，作為用科學的共產主義學說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人終究有一天是會要認識到不但“右”能損害革命事業，“左”同樣會損害革命事業的。

憧憬未來雖然渺茫，我總覺得希望不是無所謂無的。

過了兩天，我與孫同學清點好行李，離開了那塊將我勞教了三年地方。離隊的時候，蘭伢子依依地坐在食堂門口，我向她告別時，她深情地望著我，眼神里流露出一種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語言，那不是怨艾，而是一種期頤，一種祝盼。

別了！西洞庭！曾給我們關懷與同情和幫助的支部書記、治保委員，曾幫助我戰勝困難、教我勞動、讓我終身感恩的貧下農工和工友們！

我的大學

下卷敢問路在何方

蝸居“聽雨軒”

回到湖南財貿學院后，我與任藹堂住在當年我們讀書時的第四棟。我猜測我們的分配可能要拖很長時間，在這個亂紛紛的時期，我們這些“反動學生”馬上分配工作只能是一個偶然，這件事要拖到革命委員會成立后才有可能。在農場艱苦勞動了三年，現在只能趁這個機會好好休整一下。聯委只是一個群眾組織，對我們今后的出路他們起不了決定性作用。聯委能將我們從農場取回，已經相當盡職了。因此自我戶口遷回學校后，我便再也不去找聯委的同學和領導，生怕今后出現反復受到對立派的打擊。

當時學校還是一盤散沙。除了66級的同學剛分配工作，剩下的67、68級的同學還滯留學校待分配。聯委也把我們看成是待分配學生。因此沒有人來過問我們。這是我近三年來一段十分逍遙的日子。沒有日曬雨淋，現在我不必出工了。說是回來參加復課鬧革命，這不過是一句掩人耳目的話。因為我是公安六條上被警告的“二十一種人”，在運動中只許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斗批改”于我何關？我深居簡出，不參加一切活動。我唯一有興趣的事便是去街上看游行。

我這個紅旗下長大的年輕學子，看到過反右派、經歷過四清，親歷過高校學生中的“清反”，現在我又有機會做一個觀眾

近距離目睹“文化革命”了，從前在偏僻的農場誤了這段歷史的開頭，但精彩篇章也放許還在后面，我將把現實中的充滿亂象的文化革命當做一本生動活潑的大書來閱讀、思考，深深地珍惜著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光。我把我住的那個房間叫做《聽雨軒》，于其中看青松怒向蒼天，觀敗葉紛隨流水，聆聽窗外傳來的風聲、雨聲、口號聲，遙望滿街走動的紅旗、綠旗，冷眼看著和思考著文革中財貿學院及周邊發生的人和事。

無所事事的學生

不僅是我覺得無所事事，覺得無所事事地還有那些復課鬧革命的學生。其中有大部分已到了畢業分配的時候，學生們都盼望拿工資，但是他們卻長期的待分配。特別是65年進入學校的那批大學生，在文革的混亂中虛渡了學年，在這即將畢業的時候，才猛然發覺在專業知識方面還腹笥空空，今后怎么工作？他們有一種焦躁、郁悶甚或對現實的淡漠。為了排解這份寂寞無聊，有些人常常是沒事找事，有事鬧事。

有一次鍋爐房出了事故，一天沒有開水供應。于是便有一伙學生成立了一個“要開水戰斗隊”，學生們提著瓦壺、水桶和熱水瓶，搖著小紅旗在校園游行，令人忍俊不住。又有一天晚自習時，我們那棟宿舍突然斷了電，漆黑一團。學生們等了好久還沒來電，忽然我下面的二層一間寢室里傳出擂打桌子的抗議聲，后來整個那一層都拍打起來，爾后整棟宿舍都拍打起來，最后，那些嘈雜的拍擊聲匯集成整齊地秧歌舞節奏，聲震夜空。在這粗獷的擂打聲中不知是誰帶頭將一個瓷飯缽扔到樓下，發出“?！钡囊宦暻宕嗔秧?，接著便有不少宿舍不時向下扔著飯缽，那種清脆的裂響，在厚重的擂桌面聲音背景下，就像是夜空掠過的明亮的閃電……彷徨一個千人樂隊在演奏著一曲“金蛇狂舞”！

那些學生必不可少的功課便是全體集合起來，在聯委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支持下，批斗學院那幾個“走資派”。

這時雷震宇院長已經被認定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他不僅文化革命中對學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且還有“嚴重歷史”問題。他早年參加過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區黨部書記。

有一天晚上，聯委在廣播里發出通知，在全校批斗走資派雷震宇大會。并勒令雷不得逃避。參加這個會的人有“革命學生”，有來尋求刺激的逍遙者，也有不少保雷的人。會議還通過有線廣播進行實況播放，對這種批判會我不愿參加，因為那里有一些保雷的人，我去參加便會被他們認為是“反攻倒算”。我只是坐在房間里，仔細地傾聽。

第二天聽說雷是被戴著大高帽押進會場的。陪斗的還有原會計系的總支書記劉劍平。當他們進入會場時，我聽到廣播里有人領呼著“打倒死不改悔走資派雷的”口號聲。后來學生們便按照每小節4拍和3拍的節奏，連續地、整齊地呼喊著：

打倒雷震宇！︱打倒雷震宇！︱

吶喊口號聲震屋宇，比當年我挨批斗時的呼號，更威武雄壯嚴厲。仿佛有人指揮著的一個大合唱隊。

后來便有人一個接一個的發言，廣播的效果不太好，聽不明白說的什么。過了好大一陣，批斗會開完了，主持會議的人宣布雷“滾”出會場，這時會場里又爆發了上面那有節奏的口號聲。

雷院長，你好好保重吧

第二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初秋的陽光十分灼熱，把地面曬得滾燙，那天早飯后我從外面回來，路過四棟和三棟空坪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女人打著布傘，為一個坐在矮凳拔草的老頭遮陽，那老人一頭白發，不時咳嗽，有氣無力，似有嚴重哮喘。那女人面黃而憂戚。我奇怪看著這兩個人搞勞動的時候，忽然那個打傘的女人對我說道：

“王，你回來了！”我一看是原來學生科長張炳華。我仔細端詳了一下張，這個當年春風得意的女人此時一臉苦相。臉厐削瘦，頭發花白。眼眶圍著一黑暈，再看傘下那個坐著扯草的，便是當年定要把我扔下深淵的人，他連抬頭看我一眼的力氣都沒有。我一看他倆那幅可憐巴巴的樣子，我便心生憐憫，雖然他們曾把我往死里整過，但我們畢竟還曾有過師生情緣，我怎么能幸災樂禍投井下石呢？這憐人之情未泯，我動情地回答說：“保重呵，張科長！”

這時她又對我說：

“那次處分讓你們受苦了，搞錯了的地方你們應向組織申訴?！?/p>

張炳華說這番話，是因為我在前文講述的那位文正南同學，就在不久前在對雷的批斗中已經被平反，而雷震宇也承認了把文定為反動學生是對學生的迫害，并且還在那份平反文件中簽了字。

與這兩個昔時的領導人講話，我總覺得十分尷尬，而雷院長卻不吱聲，默默地扯著草。

在文革中，以前那些凡是挨過他們整的人，就會趁這個時機要求他們為自己平反，希望翻身。但有的卻并不指望他們，他們會以惡還惡，乘機報復、傷害他們，在那個混亂的時代，對雷、張這樣的人打了就打了，罵了就罵了，他們連招架之功都沒有。

回到宿舍我細細思量著：張炳華鼓歷我去申訴，我不知道是否是他們的肺腑之言。是否對過去的“左”的作為有所認識，有后悔之意，還是懼怕借他們被打翻在地的時機，找他們算舊帳泄仇恨。

幾十年后我看到過一則清華大學沒有抓“反動學生”的回憶，當時高教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先生，采取了提前將學生畢業分配走的辦法，拒絕在清華學生中搜尋斗爭對象。在這點上蔣南翔校長是值得稱贊的。

我不便與他們多說什么，雖然我們現在已是一個壕坑里的難友了，我總覺得在我周邊有一些眼睛在暗暗注視著我。我出自內心地說：“過去的那些事兒也不能全怪你們。雷院長您好好好保重吧！”

說完我便匆忙離開了他倆。

劉劍平

那時我也與劉劍平打過幾次照面。劉是作為雷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爪牙”而被批斗。他在文革初期跟著雷院長鎮壓了學生的造反，并且親自領導整了學生的黑材料。劉這個人的手段我是親身領教過的。此人解放前參加了革命，只讀了中學，文化程度不高，沒有受到過尊重實事的教育，解放后在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中受“左”的影響極深，在他們看來，連1+1這樣的問題中也存在著階級斗爭。對階級斗爭有驚人的嗅覺，也有豐富的整人經驗。因此整起人來缺乏政策觀念，通常無視良知?？墒撬f沒料到，這一次在“文革”中由于鎮壓學生運動卻站到了毛主席的對立面，犯了反對毛主席的錯誤。由于他不像雷震宇那樣有歷史問題，又只是一個系總支書記，好多事情都由雷為他擔待著。因此沒有成首當其沖的被批斗者。

劉除了學生們批斗雷時當陪斗外，也和雷院長一樣，也得接受革命群眾對他進行的勞動改造。

有一天剛剛吃完中午飯，我正在寢室里午休，同室的待分配學生有的正吃著飯。我看見劉穿一身工作服滿頭大汗地來到我們寢室。提著一個竹筐，手臂上綴著一個污辱性的白佩章，上書“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爪牙”。他不屑與我打招呼，見了我形同陌路。盡管他曾整得我斷筋裂骨體無完膚。

檢缽子這活兒比拔草要累，那些缽子很重，拎著竹框上下樓更是吃力。盡管劉當時還中年力壯，收起那些狼藉在床下桌上的飯缽來手腳還麻利，但那氣喘噓噓的樣子，仍讓人感到可憐。我發覺正吃著飯的那些學生并不同情劉，甚至幸災樂禍。吃完了仍是把飯缽地丟在地上，讓劉來收拾。對劉表現出一種敵意和輕蔑。

那一陣劉幾乎每天中午和晚飯后都要來我們那棟宿舍收飯缽，后來每逢那樣的時刻我都在食堂用完飯并且不回寢室，避免和劉相見。

再說文正南同學

大學畢業前我們挨整時，并沒有牽涉到文正南同學。他究竟是為什么事被整肅成“反動學生”我不得而知。直到現在我打電話詢問當時的同學，他們也說不出什么大問題來。

推想，文當時就是因為政治上消極一些，過不了畢業鑒定關。如文在斗我們時不極積，過苦日子時表現欠佳，后來又要當“蛀書蟲”，逃避現實。再加上其父在解放前曾是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在當時大力“清反”中，又遇上劉劍平、張炳華這樣的“熱心人”，這就注定了文的不幸。

文后來戴了“反動學生”帽子，勞動考察兩年，但沒有去農場，而是留在學院總務科做雜工。學院黨委沒把他報上去備案，可見當時處理“反動學生”的權限不受制約。

文的家在耒陽農村，上有老母，下有妻兒。他留校勞改，既無錢寄回去，又無法為家里掙工分養家糊口，對于一個在而立之年的人，不獨政治壓力而且生存壓力也是很沉重的。

由于在校勞動考察表現不好，再加上文自已也打報告要求回家，后來學院當局便將他開除學藉，戴著“反動學生”帽子遣返回家監督勞動生產。

文革中期，學院聯委成立，正值批判雷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正南回學校申訴。66級那些造反的學生看了文的材料，認為文正南是雷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犧牲品，后來就積極為文正南平反，雷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文的平反上報了省聯委，得到省聯委的批復，在當時是得人心的。

文從那時起，便翻了身，并且拿了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但由于這個平反是群眾組織進行的的，很難得到當時各個派別的認同。文已被開除學籍，不在財貿學院的編制，文的工資沒拿兩個月，便停發了。

文當時經濟困難，但文畢竟在政治上平了反，因此每月都要來校鬧一鬧，有時便直接去找雷院長，雷院長無奈之下，每次都要拿點錢給他，打發他回去。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埋頭看一本書。忽然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王，你回來了！”我抬頭一看，來者是當年同窗文正南。時隔三年，文蒼老了許多，黑黑的臉上有了刀刻般的皺，比大學時單瘦了些。穿一身破舊的褪了色的藍工作服。

“任藹堂回來了吧？”文以為我們是回校造反的，他接著說：“大家回來了就好！團結起來，批斗雷震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迫害！”

我立馬對他說：“小聲點！小聲點！你現在可以高聲說話，和我們身份不同。我們是剛解除勞教的人。我們回校是參加學習的，在斗批改中進一步反思自已的錯誤，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加深對‘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的認識?！?/p>

文知道我們言不由衷，也就沒有多說了。

“唉！”文有些惋惜地說，“你們回來得遲了些，要是抓住時機回來，也許和我一樣了?！?/p>

說完，文拿出他的平反文件給我看。那文件寫得義正詞嚴，針鋒相對、擲地有聲，讀著讀著，我的手顫動了，心上涌動著一股強大的熱流！我總覺得這不僅是為文正南吶喊正義，也是在為我鼓與呼！

可惜文正南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那篇既為他平反又討雷的檄文已沉于煙海，那是作為對“文革”中這一特定時期的少數敢于伸張正義的人的一個鮮活見證。也使我看到了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增強對國人的信心及對我們民族未來的信心。

文正南的平反文件是66級一個造反學生袁國棟寫的。

我見過袁一兩次。袁國棟也是湘南人，個子不高，是當時的學院一個造反組織的領軍人物。有一次他來到我的宿舍看過我。談起我的事情，他有些遺憾的說，為你平反的事我們曾考慮過，你們平反的難度較大，又回來得太晚，我們也要離校了。

袁說這番話是真誠的，透出對我們的同情。我們的問題與文正南不同，它就象是一個沉在冰冷深淵的黑匣子，要把它打撈上來涉水很深，而要打開這個黑匣子更是難上加難。給我們制造冤案的人有強勢的政治力量，為我們平反必須有國家的政策環境，以一個造反組織的政治背景要為我們推翻那些不實之詞，可以說是無能為力的。且風險太大。我深知只有將來我們黨對那一段歷“左”的歷史作出正確評價后，我的冤案才能水落石出。我當即對袁明確表示，我不要求為我平反，我今后老老實實做人，能生活下去就行了。

不久，袁同學這個66級的學生就離校分配工作了。袁究竟去了哪里，現在已無從打聽。這個對文正南敢于仗義執言、古道熱腸的人我到現在還能記起他的形象。

我與文正南只見過那一次面。分別的時候，文發牢騷說：“政治上平了反，但經濟上不平反，算什么平反？”又說：

“我還不如你們這些戴著‘反動學生’帽子的人！”

文說“他還不如我們這些‘反動學生’”這話是有道理的。當時我們雖還戴著“反動學生”這頂帽子，但我們每月還有點生活費，還有醫保，還有城市戶籍。文則完全自食其力。

當時文家里口糧不夠，來長沙吃飯沒糧票，文向我訴苦。而我從農場回來，手上有很多節余的糧票，我很同情他的處境，我便大把送些糧票給他。文當然很感激。直到后來下放當知識青年，取消了我的生活費和城市戶籍，和文一樣過起了真正意義上的農民生活，我才感覺到那些糧票的價值。

至革命委員會成立后，文便再沒有來過財貿學院。當時革委會有個軍代表主任，明確告訴他，要他安心農村生產，當時的平反是群眾組織主持的，即使平了反，革委會也不認可。

一個漏網的“反動學生”

那時67級的同學還在學校等待分配。有一天晚上我去省委黨校俱樂部部看電影。和我坐在一排的有兩個財院同學。那兩個同學有意與我搭訕，其中一個同學指著他身邊的同學說，他叫戴國生，只差一粒米就和你一樣成“反動學生”了。戴的個子不高，湖南洞口人。

所謂只差“一粒米”是湖南方言，意即站在安全邊際的分界線了，打了一個危險的擦邊球。原來戴也是一個愛思考有話瞞不住的人，有一次他在一個大組討論會上的發言坦陳了自已對時政的看法，后來便內定為“反動學生”，文字材料已裝進了檔案，由于文革中高校有一陣搶檔案風，他的檔案被一位同學搶出，他看到自已未來也是我們的下場，驚恐萬狀。所幸材料已被自已拿到，沒有被復制，便將其付之一炬。滅了禍根。

戴的歷險記后來寫在他的一篇傳記里，現在我將它全文引來，十分可讀。

惡夢發生于1964年

——一個漏網“反動學生”的回憶

我生于1943年10月，自先祖君瑞公至我，歷世九代均為貧苦農民，始終居住在湖南隆回的一個名叫曾家山的小山村里（1950年前屬武崗縣下江鄉管轄）。我從6歲起開始干看牛、砍柴、扯豬草等農活，1951年開蒙讀書，學業成績均較好。1957年初中招生十分緊張，錄取率不到七分之一，我卻以優異成績被隆回二中錄取，編入初22班。我愛讀書，且好高騖遠，尤其對那些政治領袖的書很酷愛，1960年我就從教歷史課的老師那里借來毛澤東選集一、二、三（當時第四卷還沒有出版）卷全讀了。適逢全國掀起讀毛主席著作的運動，（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一運動，僅是喜歡而已），要樹典型，立標兵，我被教政治的老師發現，簡單詢問后匯報上去，我就被評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發給獎狀，以資鼓勵。后獎狀在縣城展覽，沒有歸還于我?？梢哉{侃地說，我是和雷鋒以及老鄉廖初江一樣，是我國早期學毛著的積極分子。

1960年下半年全國進入經濟困難時期，政府為減少商品糧的供應壓力，把我們中學生的戶口、商品糧食供應退入原籍，每月僅能從生產隊拿到15斤口糧，那正是我們長身體的關鍵時期，身心嚴重受損，高中階段讀書總是提不起精神，課堂上常打瞌睡，僅有一些記憶力，學習成績不很理想。但1963年高考還算穩妥，發揮正常，考入湖南財貿學院會計系，就讀商業會計一班。

記得《紅樓夢》中評說丫環晴雯是身為下賤，心比天高，我這個出身社會底層的貧下中農的大學生也是如此，盡管當時大學生中工農子弟很多，但一般沒有我那么心高，也就能平安一世。1964年自從周恩來總理外出，鄧小平主持國務工作幾天，就提高了在校大學生伙食標準，一、二個月后，我的身體狀況大為好轉，上課再不打瞌睡，學習效率明顯提高，我除上正常課程以外，還積極閱讀馬列著作，鉆研《資本論》，有時還來點靈感，有不同看法。

1964年黨中央發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后，我院開展“反修斗爭學習”，院黨委召開動員大會，院黨委書記雷震宇同志在全院師生動員大會上號召大家積極參加學習、踴躍發言，把平常所想所思的問題說出來，不作記錄，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我這個完全沒有社會生活經驗，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犢，對雷院長的說法信以為真，有天上午在我們小組發言中連續講了十來個問題近四個小時。

記得其中之一就是對《資本論》的看法。我說馬克思寫得真是深刻，分析十分正確。但對產品的剩余價值是工人階級創造而歸資本家控制，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對立，這只是馬克思的結論。而我認為資本家控制的剩余價值，把其中大部分又用于投資社會，擴大社會再生產，這個部分又回到全社會中去了，至于資本家本人及其家人所消費的部分那是很少，其正當消費也是社會生產的前提。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的投資于公有制下的企業，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要少得多。我說，我將來要寫一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剩余價值學說。

記得其中之二，關于合作化問題，我說我生活在農村，農民對農業社的態度我記得很清楚。起初農民都不想參加農業合作社，只有幾個少數人走投無路才愿意吃農業合作社這碗飯，通過利誘（先入社的可得救濟款）、施壓（開斗爭會，打人）、攻心（反復多次上門動員），千方百計分化瓦解個體群眾隊伍，在1955年冬天實現了農業初級社，1956年實現了高級社。農業社是建立起來了，但社會上的物資卻越來越少了。

記得其中之三，農民對過苦日子很不滿，不僅是中農，就是貧雇農也很不滿。我的旁系滿爺爺系土改根子，貧農組長，我村過去只有他是住茅草屋子的。1961年元月份，放寒假我一到家，滿爺爺對我這個有文化的孫子輩說：“國生，現在要換世主才好，現在快要餓死了”。還有一個瞎子，叫仁滿，過去長期討米，土改后分了田，61年對我說：“過去我討米還討得到，現在大家都挨餓，到哪里去討?，F在的農村比任何時候都要苦?！?/p>

其他，我還談了一些問題，都記不得了。當時確實沒有做記錄。我講了一個多小時以后，學院黨委宣傳部長章懷禮也來到我們小組聽我發言。之后，他對人說，“這個戴國生口才很好，但思想反動?！弊源艘院蟆八枷敕磩印钡拿弊泳痛髟诹宋业念^上，后來聽說院黨委盡管沒有作記錄，還是整理了材料，放進了學生檔案，等到畢業時再處理。我這時才害怕起來，我是個可以不講話，但從不講假話的人，講了真話，卻招來了終身災難。

此后我就象一個內專對象那樣生活，不論我怎樣誠誠懇懇發奮學習，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項活動，我的成績都得不到認可。我的《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盡管學得比一般同學要好，但院黨委決定就是不讓及格，也不必補考。

1966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文件規定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我看到了一線希望，但自認為自已是有“前科”的人，在運動中不敢太出頭，也不敢太落后，實行大隱，跟著多數人走，隱于主流群眾之中，得到了大多數同學的理解和同情，班上同學為我打抱不平。這時我對社會生活已經成熟起來，1967年社會上發生了搶檔案風，我院很多同學去學院學生處搶檔案，我沒有去參加搶檔案，我心想自己有事不便出面，我的心愿別的同學會為我實現

的，果然班上同學把我的檔案搶出來交給了我，我一看材料的標題是“反動學生”戴國生的字樣，嚇得膽顫心驚，但材料內容卻沒有什么，

我趕快點火燒了，丟卻了這些年壓在身上的積憂。

不過事情并沒有完結。1968年，我們67級畢業生耽誤一年后迫切希望走出校園參加工作，而這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卻安排我們文理畢業生繼續勞動鍛煉，凡分配到湖南的文科大學生全部安排到47軍（6900部隊）139師（6954）沅江縣南灣湖農場勞動。我們班的同學分配在420團（6939機槍連），與解放軍官兵一起勞動生產。之后一個月，所到學生多了，專門成立了學生連，我們是學生1連，屬420團一營管轄，排以上干部是部隊軍官，副排長指派我們學生擔任。我們連種了七百多畝田，有120多人，但真正能天天出工生產勞動的也就七、八十人。我個子雖不大，但屬這支主勞力隊伍，我能挑百十斤擔子，勞動中我從未請過假。

1969年學生連中開展“一打三反”，清查過去及“文革”中的問題。我們班上一個所謂“左派”同學又戳我的“反動學生”痛處，連指導員大喊要在我們連抓反革命集團，抓反革命分子。并逼我交出過去的材料，我說過去沒有什么材料。那一張紙雖被我燒了，但我內心還是十分緊張，白天參加繁重的田間勞動，晚上思來想去，不知道怎樣渡過這次難關，恐懼使我患上了嚴重失眠癥，通晚惡夢不斷。身體一蹶不振，嚴重的神經衰弱使我的記憶力減退。后來由于大多數同學同情我，沒有揭出什么問題，這件事也就過去了。

經過十八個月在洞庭湖的勞動鍛煉，我們在1970年3月份離開了部隊，離開了農場，4月份安排到單位。因為我出身九代貧苦農民，以后在單位再沒有遇到什么風險。但惡夢直到現在仍然伴隨著我，沒完沒了地糾纏著我。

也許是我與戴有些緣分，戴后來在部隊勞動鍛煉后，被分配在湖南XX紡織品公司，擔任湖南XX地區紡織品批發公司經理。那時我就在與他工作的毗鄰的XX商業學校任教。因此我們常有機會見面，一談起舊事，不免唏噓，感嘆由北京市委策劃的那個《清反》運動與當年的反右可算是無獨有偶了，幸好歷史發生了轉折，否則還會鼎足有三，如此下去，不知會害多少大學生！

石佳沖亂象（上）

丁修處長至始至終都在關懷著在我們。得知戴國生那一級學生要安排去軍墾農場鍛煉了，她曾經三次帶著我與任的鑒定和學業成績去到省革命委員會教育組，希望我們能隨同67級畢業生一起分配，跟著他們去軍墾農場鍛煉。但是每次都沒有應準，要等到運動后期，分配無望，我們的出路進入死角。丁修也毫無辦法。我們便長期滯留在湖南財貿學院了。文革中湖南財貿學院屬于“黑學院”，整個機構面臨著撤銷。我們今后的去向茫茫，不可樂觀。

沒多久，一支工宣隊駐進了學院，和全社會同步地搞起了“清理階級隊伍”。我宿舍對面的三棟有幾個泥水匠正在用磚塊封堵宿舍里的過道，那是清查辦公室在修筑監獄，待到運動一開始，被清查出來的對象都將在那兒“集中”“學習”反省交待罪行。當時我便有些惶惶然，我回學校這樣久了，如果清查辦的那些人對我耿耿于懷，那里也許會成為我回校后第二個居處。不過我本來就是“牛鬼蛇神”，寫寫交待反省也是家常便飯，住進去也無所謂?？赡苓€是不平靜生活中的又一朵浪花！

這一天大概是初秋時分，天氣已不炎熱。一輛游行示眾卡車緩緩地從榮灣鎮駛進了石佳沖，廣播里播放著宏亮的歌曲：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不會自已跑掉！”

這是毛主席語錄，當時被一個音樂家劫夫譜成了革命歌曲，原文是散文，不是歌詞，但這位天才的音樂家通過音樂小節的處理，使這段說理的散文完全詩歌化了，歌曲的進行曲速度，在高音喇叭里放出來，真有橫掃千軍如卷席的聲威，令一切“牛鬼蛇神”不寒而栗。

當那輛車進入省委黨校校區時，第一輛卡車站起來一個老頭，他把胸前的大木牌移正了些，把精神抖擻了一下。身后幾個武裝槍剌閃亮的押解著他。他頸上掛的大胸牌上寫著他的名字，并被打了一個大紅叉，他就是原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王延春那時已滿頭白發，態度很老實，沒有什么表情，表情漠然。為雷震宇他們做了表率。1969年他還沒被“解放”。他的兩個女兒下放到靖縣甘棠公社的樂群大隊當知青，我們是相鄰生產隊，常見面。

第二輛車上是楊第圃，原湖南省委祕書長，在文革中因站錯了隊，是支持了一個叫《湘江風雷》的群眾組織，加上又有些歷史問題，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我在這里之所以要寫到此公，是因為他當年也在西洞庭農場我所在的生產隊因“右傾”當過貶官，我在西洞庭農場勞動時經常有農工向我談起他。此公的律詩寫得很不錯，我曾在湖南日報的副刊上讀過他的大作。

第三輛車緊隨著，也有幾個持槍的武裝，他們押著的是一個小青年，從胸前的木牌上的黑字紅叉可知此人叫做楊曦光，長沙一中高中畢業。他便是那篇著名論文《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是造反組織《湘江風雷》的“壞頭頭”、筆桿子。當時他比我要小三歲，那篇《何處去》我讀過幾篇，那恐怕是文革中最優秀的論文之一，我看不出有什么有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文章主張按毛的思路搞什么中華人民公社，但后來因它的組織《湘江風雷》被中央文革定為反動組織，康生讀了之后，硬說其文反動，“滿紙畜牲般語言”，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小伙子長得很英俊，穿著也十分得體。他微笑著，儼然下地獄舍我其誰。

楊曦光是楊第圃的兒子。今天這一對父子一同游行示眾，兩人都沒有那種落魄的可憐相。特別是小楊，那條褲管上棱折可見，像是去作客穿著很是得體。這父子倆人一前一后被押解著示眾，讓人想到了李斯父子同時上刑場砍頭的故事。

我很佩服楊曦光，他不像是批判他的人說的那樣是條小爬蟲，是一個有思想有才華的青年學生。文革中判刑后在監獄里坐了十二年牢，粉碎“四人幫”后，他考上大學，去美國留學，成了著名經濟學教授，惜乎英年早逝！惜乎在有限的生命中又在動亂中白白沉浮了十幾年！

看著楊在示眾時的一身浩氣和那一種帶著諷刺意味的微笑，我推測著楊的此時的心態。這個曾把毛澤東思想叫做“毛澤東主義”的激進“文革”青年，現在也許正沉浸于深度的反思中，也許這個人會成為一批最早走出“文革”誤區的思想者。我還曾做過一個假設，如果我不是因為“反動學生”不能參加“文革”，我可能會和他一樣，在那場動亂中或者連小命都會丟掉。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這三輛示眾車穿過石佳沖后，便從財院校門前駛入公路，折回長沙市區了。

石佳沖亂象（下）

學校的監獄修成以后，便開始關人了。有一天晚上學院工宣隊和革委會籌備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宣讀了一個“三查一清”文件。并勒令所有“二十一種人”前往登記。我與任自然屬于二十一種，是否要去登記，我曾經猶豫不決，因為那個條例上寫得很清楚，“解除勞教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西洞庭農場的貧下農工為我做的那份鑒定還不錯，不屬于改造得不好的分子，雖是一個分子。但后來還是任認識比我深刻，他說什么好不好，他們想說你好你就好，說你壞就壞。還是去登記一下，反正不花本錢。我想也是，去登記，是向無產階級革命政權表示，我們牢記毛主席教導，永遠謙虛謹慎，改造無止境，要不斷地永遠地自我地自覺地把改造進行到底，如果真是有天堂，到了馬列那里，也不能忘記改造。

后來我們便到榮灣鎮派出所登了記。又到清查辦報了到。下午在三棟的食堂前就貼出了大海報，雷院長是湖南省財貿學院的頭號牛鬼蛇神，我排名第二，任排名第三……當時一看我就暗暗笑了，笑得很得意，因為雷是高級干部，院長，我能排其后，說明我的“含金量”還是很高的，我們與當年的雷院長能同日而語等量齊觀，真是抬舉了我們，而且讓我也覺得委屈有加！我們怎能與雷并駕齊驅呢？他原是糧食廳的廳長，又擔任過原國民黨區黨部書記，我不具備這些資歷。他讀過幾年私塾，雖對教育一竅不通，卻當著大學院長，我只是他壇下的一個學生。在他管理下，這個學院教學質量低劣，沒有學習能力的和學習成績劣等的學生，一律按步就班升級，他當時唯一的成就便是用階級斗爭這個工具，在我們那個小小的四十多人的小班，一下就被他清出了“六個反動學生”，這都不是我能做到的。他不惜國家的教育經費，更不惜人的價值，他用無情打擊自已學生的行動證實自己是一個偉大忠誠的階級斗爭戰士！他加給我們的罪名即使全部成立，與他的罪錯相比我們也不及其危害性的千分之一。這個沒有思想的人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現在把我們的名字排在一起，真是是一個十分可笑的悖論，當年他非要整我們不可，原來是“劣幣”驅逐“劣幣”?？粗鴱堎N在墻上的那一張滿是“牛鬼蛇神”的海報，我不禁內心說道：雷院長，你今天這個下場，恐怕是你萬萬想不到的輪回吧！

也許是農場那張鑒定暫時保了我，后來我們平安度過了那段紅色恐怖時期，沒有進入那個“牢獄”。但是有一張大字報卻向我飛來，我在食堂的墻壁上繁多的大字報中，看見了劉劍平寫的一張大字報，他在大字報中聲討我與任，指出我們是財貿學院辦校以來的第二號牛鬼蛇神。

所幸這張大字報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劉的別有用心未能得逞。

在“文革”中有些領導人在“左”的沖擊下開始了反思，但有的人卻變得更“左”。這些挨著整的“左爺”們，他們死抱著當年對我們的錯誤結論和處理不放，甚至多年后也不放過被他們整過的人。他們始終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松動，他們的政治生涯和對黨的功勞就要大打折扣，他們把維護自已的地位同平反冤假錯案對立起來，因此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在我們身上大做文章。

由于我沒被抓進“牢獄”，讓我有機會看了呈現在石佳沖里的一些罕見的人和事。這些事都象萬花筒一樣雜亂無章，但是它們卻有深刻的“文革”內函。

那時省直屬單位機關干部被編成八個大隊分別集中在石佳沖的省委黨校和中南礦冶學院搞“斗批改”和清理階級隊伍。有一天中午我去省委黨?？礋狒[，在省委黨校大禮堂的大門前站著一個老頭，此人身材不矮，鼻子很大，長相酷似劉少奇主席，一看他胸前掛著的那塊大紙板，上面寫著“劉少奇的黑手足”，才知他就是劉主席的親弟弟。他身旁擺放著他用的一大堆生活用品。他呆若木頭地站著，兩目下視黃泉，像個服裝木模，任人們指指點點。這“皇親”沒有官職，只是省參事室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在那兒吃皇糧，文革前在人們眼里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文革的風暴把他從天上推到地下，看著他低頭路隅的喪氣模樣，我不禁想起了杜甫的那首《哀王孫》?！拔母铩敝袆⒓胰说脑庥鲎顟K了，可謂受害滿門，不但劉本人死于陷害，其夫人險被槍斃，而且殃及他們那些無辜的孩子們。

另外還有一個威風凜凜的龍司令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一提起龍司令，當年財院的人莫不咋舌。這個人便是當時財院有名的革命闖將，湘西吉首的一個土家族青年，69級的學生。一張園臉，長滿了青春豆，頭發向一邊梳著。只要有“革命”行動，龍司令便要佩戴著紅袖章，手中總拿一根皮帶。龍司令原是一造反派的頭頭，具有湘西少數民族的慓悍，梗直。他最大的特點便是觸及人家皮肉時下得起手。只要認準了那人是“牛鬼蛇神”，他手中的那一根皮帶便會毫不留情嗖嗖揮去，那根皮帶曾使財院多少“牛鬼”們聞風喪膽！

我的老師大部分在清理中被關進了“牢獄”。這些知識分子們都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履歷表上怎么會沒有一點舊制度下的痕跡呢？這些事兒雖然以前向組織做了交待，但這時一切都被翻盤。他們被稱呼為“殘渣余孽”，要從新向新生的革命政權交待。這些老師們以前教書認真負責，平常也謹小慎微，這時更顯得如履薄冰。我看見我一個教我們《經濟活動分析》的老講師，出來搞清潔衛生時，打著赤腳，把幾十年從未與土地接觸過的腿腳露出來，白花花的，因為腳板太嫩，地面多石子，行步時一巓一巔的。那時那個戴著紅袖章的龍司令便手執一根皮帶，站在一旁監視著。見他動作很慢，便叱罵著“你這個反革命臭老九！”說著他的鞭子便會向地面抽去，把那個走路都走不穩的老講師嚇得亂跳。

除了搞勞動，這幫“牛鬼”們還有一件活動便是“亮相”。有一天吃早飯時，我看見龍司令押著我們的系主任和幾位教授站在食堂前幾張桌子搭起的臺子上，頸上分別掛著大胸牌，敲打著一個破瓷臉盆，吶喊著“我是牛鬼蛇神，我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而龍司令則手執皮帶站在旁邊歷聲喊著“大聲點！”然后嘻皮笑臉地看著他們，取樂子。

那一陣最精彩的節目便是革命群眾大游行，這樣的游行我通?；乇?。游行時前面是革命的紅旗和武裝，隨后的便是清理出的“牛鬼”們，用以展示斗批改成果。革命群眾便浩浩蕩蕩地緊隨其后。那時雷院長身體羸弱得寸步難移，但也不能幸免游行示眾。有一次列隊時，龍司令叫人拖來一部板車，他們將雷抬上去，卻沒有人來拖板車。這時曾經教過我的《工業企業管理》的黃實華教授已成為“反動學術權威”，黃教授仿佛對文化大革命特別理解，他打著赤膊，態度極好地爭著說“我來拉，我來拉?！?，黃教授上過我的課，我對他很熟悉，62年學校常舉行舞會，他算得上風流了，常和一個叫做魏華君的會二班女生跳狐步，十分流暢優美。64年批判我們時他還在大會上發過言，現在儼然一板車夫。

黃教授拉起車來駕輕就熟。他們由龍司令押解著游行示眾。

那時候我們學院的院長們幾乎全被打倒在地。有一個叫做裴新源的院長不知是什么問題沒有交待清楚，被逼得走途無路，無奈之下，便自裁生命。龍司令提著一大桶漿糊在財院的那條梧桐樹林蔭道旁的圍墻上刷著大幅白色標語：“裴新源畏罪自殺，自絕毛主席革命路線，死了比一第狗都不如?！?/p>

另一個副院長李芳圃，本是一個寂寂地靠邊站的院領導。但一次偶然地失誤，讓他再一次體面掃地。那一天下午我看見龍司令把袖子揎得老高，到了手臂上紅佩章處，這時他不但扎著那根威風凜凜的寬皮帶，胸上還別著一個碩大的毛主席章。他歪著頭對李院長氣勢洶洶地訓話：

“李芳圃！你知道你罪該萬死嗎？”

“知道！知道！我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只見李院長光著頭，身著黑色的對襟小襖，腳上是一雙舊解放鞋，顯得還算是整潔，他老老實實地把頭低下去，連聲承認自已的“罪行”。他凝固一般站在那里，我發覺有一線鼻涕從他的一個鼻孔里流出來，掛在下巴下面，他也不敢動手去擦。

龍司令對他的訓斥兇狠簡潔。臨了，龍司令給他掛了一個大紙牌，上書“現行反革命分子李芳圃罪該萬死！”又像變魔術般的不知從哪里拿出一個破臉盆和一根木棒，給他胸前掛上一個惡毒攻擊的現行反革命大牌，對李院長說：

“拿去，從這里走到省委黨校大禮堂，十個來回，邊走邊敲，嘴巴別閑著，要大聲喊‘我惡毒攻擊毛主席，罪該萬死！’”

“嗯嗯！”李院長十分馴服地答應著。他擦了把鼻涕，僵硬的身體也立即動了起來。然后就接過那個家什，竟沒有看龍司令一眼，就走到院外。

李是一個大胖子，走路步履蹣跚，像個鴨子似地邁著八字步，他敲打著那個破臉盆，一路悲愴地喊著“李芳圃罪該萬死！”

原來他家養著一籠雞。那一天他的鄰居見那雞籠上蓋著一張報紙，報紙的反面正好印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套紅照片，照片被污損得不堪入目。這位鄰居是個不得志的科長，對李素有意見，這時他便毫不留情地把這個情況向清查辦舉報，這一下李家便冒了天下之大不諱，犯了文革中的“惡攻”罪。

看了李院長游街示眾以后，我極為警惕。當晚我便把我的毛語錄及林語錄本上二位的肖象用一層塑膠紙包裝保護起來，防止污損。我深知如果我再讓人在這些事情出李院長那樣的差錯，一旦逮著，便會新賬老賬一起算，后果可想而知。同時，我也通知家里不要寫信來，防止有人拆信監控，找茬兒。

龍司令那時很“紅”，但是這個湘西土家族青年卻缺乏政治智慧，在“文革”中除了當打手外他沒有得什么政治利益，后來分配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回到了古丈那個偏僻的山城里，當地人視他為造反英雄，一些造反組織對他表示了極大的熱情，龍司令返城的那一天，那個小縣城掛出了橫幅“熱烈歡迎龍司令指導工作！”

粉碎“四人幫”后，開始清查“三種人”，財院那些曾目睹龍的劣跡的人，紛紛舉報，龍被作為有“打、砸、搶”的劣跡的三種人受到了清理。

有一天我正在街上看大字報，一張傳單赫然入目，標題是《請中央軍委趕快制止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傳單上說去年四月以來，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為防止階級敵人作亂，開始斬除“二十一種人”，街上尸體成堆，東安縣一直持續到當年的5月份。

當時我不太相信現代中國會發生如此大規模民間屠殺。這種殘殺，以四類分子為首，將人群分為高低貴賤幾類，這只在中國歷史上異族霸主入侵時才發生過。

據說，處決異類的時候，那些行刑的劊子手頭上都纏著繡了“忠”字的紅布，胸前抹著一塊紅圍裙，肩上扛著兩片飛快的馬葉子，喝了壯膽酒。斬首的時候，人犯的頭都被套在一根固定在大石頭的鐵絲上，宣讀完了“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立即處決令以后，行刑者手起刀落，死者的頭顱便拋入到山崖下滾滾的江濤中。

當我看那些傳單的時候，我頓時渾身發軟，我想起了我在西洞庭的難友，那位被開除學藉的湖大學生周秋桂，不知他是否遇難了？我更想要是我在那個地方，能逃出那場血光之災嗎？

1968年10月一個秋雨寒冷的夜晚，復課鬧革命的學生按照工宣隊的要求，在各自寢室討論批判財院的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這時校園的上空忽然響起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莊嚴凝重而高亢的革命聲音，校園安靜了片刻，大家知道每逢這個莊嚴的男高音富有革命激情的聲音響起的時候，北京一定有重大的政治新聞。我也很注意收聽著。這時廣播里正播報著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決定，以“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將劉少奇主席“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

這時校園里頓時又響起了一片擂桌子的聲音，伴著打倒的口號聲，震徹夜空，那擂桌子的聲音同口號聲糾集在一起極富明快的節奏。令人啼笑皆非。

“文革”究竟要干什么？，它千里來龍，鋪墊很寬，劉少奇主席鐵定地要倒臺，這已經是大白天下的事了。但是這其中的政治斗爭邏輯並不是人人能明白。說劉是叛徒內奸工賊，過去那么多年為什么就沒有察覺和調查出來？還讓他擔任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這樣的高位？在《毛選》附錄中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黨中央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里靣肯定了劉少奇主席作為黨在白區工作的代表，及其所執行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F在開除他的黨籍，也是中央全會通過的。這就令很多人不知道這兩個決議孰是孰非。

后來學院的宣傳欄中便貼出了中央專案組一系列關于劉少奇主席的罪證材料。一看就知道這些材料是那幾個刀筆吏挖空心思羅織出來的，這是因為我聯想起了加在我頭上的那些不實之詞的切身體會。我一直思考著，這種對不同意見人的殘酷打擊為什么在我們偉大的黨內總能得以逞兇？而且愈演愈烈？下至我這樣的學生，上至國家主席，無不受害，根子在哪里？

當時工宣隊要求把毛選中原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撕下來銷毀時，我只覺得這些事情十分可笑。

敢問路在何方

這時，全國開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前幾年“文化革命”，中學和大專院校停止了招生，大學畢業生雖然勉強分配了，但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生卻沉淀在社會上，要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在城市居民中也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不在城里吃閑飯”，因此也有相當一部分有歷史問題的城鎮居民也要下放到農村去。在這個下放運動中，我們既然不能分配工作，出路就十分明朗了。

有一天，一位革委會政工干部找到我和任藹堂，手上拿了省革委會教育組的一個文件，他把那個文件直接給我們看，文件上寫著有關我們的處理意見，上面說，所有文革前處理的“反動學生”無論是勞動改造的，還是勞動教養的都作為知識青年隨同長沙市中學生下放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長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寫文件的人，把“勞動考察”說成是“勞動改造”，就沒有勞動考察那樣好聽了。在接受貧下農再教育前面加上“長期”二個字，就是說我們今后不準再回城市，不能參加招工，只能在農村那個廣闊的天地里去找一碗飯吃。說實在話，人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提不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豪情，我還不能曠達到如此程度。

那是一個深冬的日子。我與任帶著財院革委會開出的介紹信去了長沙市四個“面向辦公室”，一個說廣州普通話的女大學生接待了我們，我們經過近一年的休養，又顯出了大學生的氣質，使她誤以為我們是下到基層去鍛煉的大學畢業生，因此態度十分和藹。

后來任微笑著把我們的情況簡明講清以后，出示了介紹信，那個年輕的女工作人員，把那張介紹信看了幾遍確認沒有看錯時，便一下變得嚴厲起來。她把介紹信輕蔑地放到桌上，抬眼看了一下我們，聲色俱歷地說，

“那你們要到農村好好改造呢?！?/p>

她把“改造”兩個字說得很重。我們知道這個女人有另外一重人格，這就是對我們這些所謂階級敵人在“文革”極左環境下養成的仇恨和輕蔑。她們往往用這種表現來顯示自已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

“是，是，我們一定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任唯唯諾諾連聲稱是。

任對我們分配工作還沒失望。他很委婉地糾正那個可怕的“改造”，用了省革委的那個文件上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個廣泛用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流行話語。以示我們當下的政治身份是知青而不是去監督管制勞動。

一九六八年那個大寒的日子，我與藹堂帶著一些簡單的行李物件，混在那些中學生中，坐著知青專車，下放到了靖縣一個叫甘棠的公社，我們在那個地方插隊落戶，在那里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知青生活。

還有其余十幾位從西洞庭出來的同學，除個別回了原籍外，大都下放到了湖南岳陽農村，他們不愿意回家，實在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兄弟。

算起來，我的大學一共讀了八年，其中財院四年，那是學習科學知識；財院送我去西洞庭農場勞動教育培養三年，那是讓我領教苦難的人生，在社會的最低層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回校參加斗批改一年，讓我觀悟了一場亂世中的亂象。八年的艱辛，財貿學院不但沒有給我分配工作，連學歷證明也沒有發給。他們給我的就是當時學院革委會政工組開給我的一紙介紹信。這張介紹信由我們本人持著，要交給當地人民公社。介紹信的內容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1964年學院送我去勞教時的定罪材料簡要介紹，真是十惡不赦，要放在文革中那就真像是1964年段科長在西洞庭農場所宣布的那樣，早槍斃了。第二部分是西洞庭農場貧下中農為我們所做的鑒定，與第一部分成了鮮明對照。第三部分摘抄省革委那個文件的有關內容，指出“長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長期”二個字，讓我們這些有罪之人有幸進入了知識青年大潮，這應當是很光榮的。因為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各地農村同志要歡迎他們去。只是長期兩個字，讓我們與那些中學生知青作了嚴格的區分，防止了魚目混珠。盡管長期不是無期，但究竟是多久，讓我覺得迷茫而遙遠。

而此時，我的同班同學們已經工作了四年，他們是堂堂正正的國家干部，他們大多數都分配在北京。我們卻要以帶罪之身，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學校不再發給我們每月22元的生活費，從此也許不再回城，我們成了新中國有罪錯的大學生知青，成了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的另類知青。永遠靠工分吃飯的自食其立者。與同班同學對比起來，那種憔悴感特別濃烈。

四年前財貿學院把我們送到西洞庭農場去的時候，是一個月明星稀的秋晨?，F在我們又一次告別了這個地方。兩次出發我們都是一身輕裝，除了一個貧民學子的冤案，一個青衿書生的失魂落魄，別無行李。但這一次我們的眼睛看到了時代和歷史的深處。因為國家主席被人構罪致死，不久那個紅極一時的林副統帥也摔死在蒙古溯漠，一切都走到了極端。時代的苦果快要墜落了！歷史在哪里扭曲，人民就會在哪里蓄集正能量，形成一個共識，接受一種新價值，留下一個故事，激發成新的精神力量從而就會在哪里突破，發生扎扎實實的進步。我們蒙冤受罪，我們把希望寄托給未來，我們比誰都焦慮、誰都迫切地盼望著即將到來的那個新時代。

我的大學

我的大學

四、當“00后”涌入制造業一線

當“00后”涌入制造業一線

“00后”的不斷涌入，將讓制造業一線力量越來越年輕化。（@視覺中國）

當“00后”涌入制造業一線

朱家榮

當“00后”涌入制造業一線

王曉

隨著春節假期結束，一大批外地務工者紛紛回到廣州。記者了解到，招工同樣緊鑼密鼓，至今年3月全市將舉辦超過200場次的線上線下“春風行動2023－春風送崗暖羊城”促進就業系列專場招聘會，提供崗位約9萬個，網絡專場招聘會也將在“廣州公共招聘”微信小程序上不間斷舉辦。

在這批來穗務工者群像里，夾雜著一張張年輕稚嫩的面孔——越來越多的“00后”告別故鄉，踏上和父輩同樣的行程，卻懷著不同的夢想，開啟南下打工的生活。在廣東全省上下快速投入高質量發展的當下，這些“00后”作為新一代的“打工人”為何選擇廣州？他們在求職就業中有哪些取向？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武威（除署名外）

“00后”進工廠：

老鄉、兄弟齊上陣越來越多年輕“打工人”來穗

2月2日晚8時，在番禺區化龍鎮山門村，剛從附近一家電子廠下班的朱家榮穿著紅色的廠服，來到和記者事前約定的見面地點——山門牌坊。

夜晚的山門村有些冷清，但牌坊下的小販開始多了起來，他們推著小車，架著塑料面盆、毛巾、牙刷等日用品來到牌坊下，等候著節后回來廣州的“打工人”；而街頭巷尾的勞務派遣檔口早已張貼起各種招工廣告“物流搬運，25元/小時”“電焊，30元/小時”“××倉庫，20元/小時”……

已經上班3天的朱家榮并沒有太在意這些廣告，回到出租屋，老鄉兼工友的王曉也過來找他聊天。朱家榮出生于2002年，王曉則是2001年，他們都來自貴州畢節，去年年初，在當地勞務派遣公司的介紹下，他們來到番禺這家電子廠打工，今年回家過年后，大年初九他們就坐著大巴回來番禺上班了。

王曉燙著棕黃色的時尚卷發，這是他在山門村剛燙的，“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變壓器，現在電子廠機械化的程度比較高，廠里的訂單也比較穩定，一天能做幾萬個?！?/p>

出租屋內有些雜亂，面積約十二三平方米，租金450元/月，單間裝有空調，也有淋浴間和窗戶。朱家榮一帶記者進屋，自己就不好意思地把頭蒙在被子里，還不斷地搖頭，“太亂了，沒眼看?！?/p>

“其實大家都不大會打理，平時也沒多少時間搞衛生?！蓖鯐孕χ嬖V記者，他也住在山門村，租金800元/月，不同于朱家榮，他們是三人合租，其中一個舍友是比他小兩歲的親弟弟，“他不和我一個單位，在附近的一家物流企業上班?！?/p>

“現在廠里上班的，不少都是像我們這樣的年紀。比我們大的，很多都是廠里的小主管了?！蓖鯐员硎?，他感到“00后”正逐漸成為制造業的一線“主力”。

信念：

長大了要養活自己渴望有“一片天”

朱家榮和王曉每天早上7時50分到達單位。工廠包一日三餐，早餐是進入單位后就吃，午餐安排在中午11時，晚飯在下午5時前后，吃完晚飯再干兩三個小時，到晚上7時50才能下班。

“每天的工作還是挺辛苦的。上班工資每小時20元，一天240元，刨去一個月休息兩三天，一個月能賺六七千元?！敝旒覙s告訴記者。

盡管一日三餐不怎么花錢，但每個月朱家榮也就攢下兩三千元，他的花銷主要用在房租、水電、夜宵、手機話費等方面?！拔覀兠刻煜掳嘁话愣紩ベI一些夜宵，或者在村里打一會兒臺球放松一下。廠里上班挺累的，我們又年輕，到晚上八九點肚子又餓了?！?/p>

朱家榮一邊看著手機，一邊和記者聊著天。他說自己也十分想念父母親人，但此刻他已經長大，必須要自己養活自己，“春節離開家的時候，我媽給我送上了一條臘肉，我沒有拿，偷偷放回廚房里了。他們怪不容易的?！?/p>

“當我難過到掉眼淚的時候，想到的人就只有你?！边@是朱家榮1月29日離家時發的一條朋友圈，仿佛是他寫給心上人的，而當記者問他是否有女朋友時，他卻搖了搖頭。

“平常就是吃完夜宵玩一下手機，到10點多就睡覺了?！狈@家電子廠是朱家榮進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他坦言對未來還有些茫然，現在只是每天埋頭工作，攢下的錢也全部寄給家里。

王曉則不同，他在職校學過汽修，幾年前就出門打工，去過福建、浙江、江蘇，也是這兩年才到廣州來打工，他笑著說：“到了電子廠上班后，就把之前的汽修手藝都荒廢了?！?/p>

“和其他幾個地方比，廣州的天氣更熱一些，但是有直達高鐵，回家比較方便，車票和江浙比起來也更便宜。至于吃飯的口味，只要是出去打工，開始都不會太習慣?！蓖鯐愿嬖V記者，“沒事早點睡，有空多賺錢，生活一點都不迷茫?！蓖鯐缘男愿袷珠_朗，他不愛想太多，他的朋友圈簽名是“只要你肯努力，遲早會有你的一片天”。

“什么是你理解的一片天？”記者問王曉。

“一片天，我想應該是從打工中學到一些什么，然后去開創自己的事業?！彼嬖V記者。

對比：

父輩更能吃苦新一代不斷學習新技術

聊起父親當年的打工經歷，朱家榮有些感慨：“父親總對我說，打工是很辛苦的。他以前一直在福建的一家瓷磚廠里打工。每天燒瓷磚熱得滿頭大汗，搬瓷磚又累得腰酸背痛。他們這一輩人，確實要比我們能吃苦多了?！?/p>

朱家榮告訴記者，2014年他弟弟出生后，父親就回了家，之后再也沒有外出打工?！按蚬ぞ褪沁@個樣子，首先是為了生活。所以當我每次在手機里說我打工累的時候，父親總是說‘打工哪有不累的？我當年比你累多了’。聽他說完，我只好倒頭去睡，第二天起床繼續回工廠上班?！?/p>

“可能我的打工經歷還是比較短，所以暫時沒有太多的規劃。我覺得和老一輩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有智能手機了，所以想法也就多了，比如我會經常刷短視頻，看到一些人回到家鄉后做一些生意成功了。這些會給我一些啟發，打工至少也會學到一些技術，但目前我也還沒有錢自己創業?！敝旒覙s說。

而已經打工幾年的王曉則覺得，現在企業的機器更加先進了，“技術迭代得很快，我們要不斷學習使用新機器。老一輩當年的很多體力工作如今也被機器替代了，所以我就需要更努力學習，未來不一定說要創業，慢慢地學，總有機會干到主管的位置?！?/p>

工廠負責人：

如今“工人挑老板” 有技術的年輕技工最緊俏

“以前是老板挑工人，現在倒過來了，是工人挑老板?！卑自茀^一家電子廠的老板姚俊告訴記者。

“現在，廠里普工一個月的工資基本都有六七千元，但有的人干兩三個月就辭職了，所以我們廠始終要保持招人的狀態。普工里面‘00后’確實有不少，我們希望他們能更吃得了苦，更愿意學東西，等到普工變成師傅，那收入就會提高很多?！?/p>

姚俊告訴記者，企業200人的車間里面，如今有約50人是“00后”?！巴麄兊牧鲃有詴容^大，因為年輕人的思維會比較跳躍一點，但其實如果沒有練好一門手藝，去了其他廠工資也是差不多的?！?/p>

“我們一直盡可能提高工人的待遇，不僅是工資，還有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以前，我們廠給他們安排的宿舍是六人間、八人間，現在都是4人間，他們如果住不慣要出去租，我們也會給一些租房補貼；吃飯方面，我們是外包的，但也盡可能適應他們的口味，我們廠的很多人都是湖南、廣西、貴州等地的，比較愛吃辣，我們也會要求外包公司盡可能把菜做得辣一點，并且一周的主菜盡量不重樣?！币≌f。

姚俊告訴記者：“在我們廠如果做到了師傅，成了技術骨干，那每個月工資就可以有1.2萬元到1.5萬元左右，而這并不是難事，只要你肯學?，F在設備、技術迭代還是很快的，舉例來說，前年需要200個普工做的事，現在花200萬更新設備，再雇50個普工就可以比以往生產得還要多。所以我們最缺的，其實是真正有技術，懂最新的設備操控和維修的年輕技工，他們是我們的核心生產力、競爭力，也可以說是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p>

招聘平臺：

“00后”更看重工作環境不太在乎企業規模和名氣

某互聯網招聘平臺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去年收集了7123名求職“00后”的有效問卷，并以此發布了“00后”求職趨向報告。

該研究發現，相比前輩，“00后”的求職心態更加開放，對二三線城市的接納度明顯提升，追求工作生活平衡；同時，“00后”格外關注工作帶來的個人成長和職業與興趣的匹配，對金錢回報的重視度有所下滑，也愿意嘗試副業或靈活就業，較少關注專業對口工作和長期職業規劃，求職方面相對靈活。

研究還發現，“00后”更為接納中小企業，求職時不會純粹拘泥于企業規模和影響力。其中，71%的“00后”會與500人以下規模的中小企業進行實質性溝通或面試，69%的“00后”在調研中表示不會將雇主名氣列為主要入職考慮因素，而22.7%的“00后”還傾向于工作地“生活氛圍好、環境宜居”。

此外研究發現，學歷會對“00后”選擇工作地帶來較大影響：學歷越高越青睞工作機會多的城市，越不傾向離親友近的城市。其中，57.1%接受高等教育(大專及以上學歷)的“00后”首選發展前景好的城市，而非高等教育學歷的“00后”更看重工作地離家近。

我的一片天空作文800(我的一片天空作文800字記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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